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 重建“巴别塔”，打开理解的“封印” 作者：胡继华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558-2 定价：58.00 出版时间：2015-08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这是梦幻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梦魇的画廊和迷宫。死者复活;拜访我们的陌生人顷刻之间变成一只老虎;颇为可爱的姑娘竟是一张青面魔鬼的画皮。一架梯子在天空消失，另一架在井中沉没，因为那里是刽子手、可恶的法官以及师爷们的居室。[14]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被想象成群魔出没的空间，这种荒诞想象的根源即在于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梦幻的画廊和迷宫，是不得门而入的全然他者的王国，乌托邦已经转化为“异托邦”。其实，博尔赫斯所想象的中国奇幻景观，意在表明中国文化的绝对异质性，他“运用奇幻叙事把中国塑造为一个神秘而怪诞的空间意象，把中国锚定为一个完全不能判定的语义虚空(semantic void)。”而这种想象的典型产物就是“迷宫意象”，但随着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深入，这一意象永久地失落了，几乎难以让我们自己相信，迷宫曾经诞生在中国吗?迷宫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么?

　　什么是迷宫?福柯作了一个解释：一种“全都超载了复杂的画像、紊乱的路径、奇异的场所、秘密的通道和出乎意料的交往”[15]的文化空间。博尔赫斯的奇幻体小说《歧路花园》对这种文化空间做了形象的呈现。第一是叙事学的迷宫，即一部小说的情节出示了无数的分岔，每一个分岔都是一种可能性，无数的可能性就构成了迷宫。第二是象征学的迷宫，相传故事的主角俞琛的高祖父——云南总督崔本也计划用13年时间写一部比《红楼梦》的人物更多、结构更复杂的小说，名字也叫《歧路花园》，这是一个任何人进去了都会迷失的文字空间。第三是建筑学迷宫，这位中国文化天才还要建造一座现实的歧路花园，这是任何人进去都走不出来的园林空间。第四是象征学和建筑学合一的迷宫——紊乱复杂的小说就是使人迷失的花园，其深邃的谜底就是“时间的迷宫”。在《死亡与罗盘》的结尾，博尔赫斯注释了“时间的迷宫”：

　　“下次我再杀你时，”夏拉赫说，“我给你安排那种迷宫，那种只有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16]

　　“巴别塔”与“迷宫”，二者异曲同工，都是“对不可能性的激情”的投射，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从“巴别塔”到“迷宫”，如此悖论的体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命运，前者表示人类因虚妄而遭神罚，后者表示人类因时间而无法规避死亡。巴别塔的故事夸张地表现了寻求普遍沟通是一种绝境，而迷宫的结构则表明了不确定性是人类回避不了的命运。绝境而且不确定，都将激发思想僭越界限，对不可能性充满激情。这种激情爆发于一个瞬间，如祁克果所说，“瞬间就是悖论”。悖论是思想的激情，没有悖论的思想家就像一个没有激情的恋人，就是平庸无能之辈，而那些激情至上的思想总是渴望自身毁灭，在毁灭之中亲近神圣的不可能性。[17]将德里达、福柯的思考和索勒斯、博尔赫斯的想象连接起来，再追忆迷恋悖论的祁克果，我们似乎相当无奈，而这种无奈就是“不可能的诗学”所铭刻的悲情。

　　五

　　激情指向不可能的事物，但是这种激情是悲情。现在要问，悲自何生?这就关涉于解构论所由而生的文化语境。美国思想史学者麦吉尔(Alan Megill)用“危机思想”(crisis thought)刻画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的思想脉络。“思想危机”专指西方文化没落后的思想灾变，而且不同于传统思想之中所谓的“文化危机”。在麦吉尔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危机”无非是指意义的迷失，但总还有希望重新寻回意义。[18]但是，用南希的话说，“思想危机”则是指“无意义成为唯一的意义，虚无成为神话”的世界感。[19]这种思想的灾变由尼采开端，由海德格尔阐发，由德里达推向极限，由福柯绘制谱系图，并一直延伸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通过刻画“危机思想”，后现代思想家呈现出一道启示录式的景象：星球离散，大地苍茫，神灵隐迹，爱心沉沦。麦吉尔将四位思想家称之为“思想圣哲”，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启示了拯救之道，而是因为他们为危机喝彩，与魔鬼同道。危机思想不仅在扩张了魔鬼帝国的版图，而且还编织出了游戏世界的文本，发育成系统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文化脉络之中，思想僭越达至极限，绝境成为唯一的道路。去不可能去的地方，思考不可能思考的东西，追逐不可能的事情，超越欲望的希望，建构“没有宗教的宗教”，期待“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最后一切都归于“没有x的x”这个解构的公理之中。这就是产生激情的生命沃土，这就是悲情的本源。[20]

　　德里达说过，“除了不可能性之外，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其他的东西。”[21]对可能性的爱，是有条件的爱;对不可能性的爱，则是无条件的爱。世人将德里达和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相提并论，称他们为“晦涩哲人”，因为他们都深爱着“不可能的事情”。赫拉克利特迷恋永不停息的川流，在时光的节奏和幻影中窥探生命之谜。德里达怀着世人不解的深层信仰也一头扎进了奔涌着“能指符号”的黑暗河流，朝着不可能性奋力挣扎，凝望着淡灭在思想地平线上的“神—人”。“神—人”无方又无体，只能通过呼唤他的名字来祈祷，通过祈祷来接近属于“神—人”的纯净语言。这种祈祷是含泪的祈祷，祈祷的人不是信仰的武士，而是哭泣的女人，他默默地吞到心里的泪水比妓女拿来给耶稣洗脚的悔恨之泪还多。在德里达的著作里，祈祷者是羸弱的女性和不见光亮的盲人，只有他们才能思念爱心和触摸神圣。[22]人与人、人与神的普遍沟通并非发生在巴别塔之尖端，而是发生在爱心之深渊。只有深不可测的爱，只有无条件的爱，只有对不可能性的爱，才构成“源始的知识”(Urwissen)，才能引领人进入与神共处的群落。[23]这个与神共处的群落，不是别的，正是南希的“无为共同体”，正是德里达的“超越血缘的博爱”，其核心精神是“不可解构的正义”。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诗学”所瞩望的“爱感图景”，一种逾越哲学与诗歌的界限、通过审美意境向上求索的“爱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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