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 重建“巴别塔”，打开理解的“封印” 作者：胡继华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558-2 定价：58.00 出版时间：2015-08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彻底完成这种历史的转换，就导致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现象学的方法不是“建构”，而是“所予”。将现象学方法贯彻到底，就意味着从“所予”去理解“世界”、“人类精神”以及“上帝”。首先，从意向性发生的第一时刻，世界就是自我给予的，从而在意识之光烛照之处，世界问题最后从客观化的境域之中消逝了，而进入了作为给予的存在的境域——整个世界就是“被给予的存在”。其次，作为人类有有限的精神，笛卡儿的自我划地自狱，伦理便消逝于理论之中，消逝在自我的注视之中;感谢列维纳斯将“伦理学”提升为“第一哲学”，则可能实现人类有限精神的一次大转移：从自我中心转向已经永远敞开、给予、以及匮乏的他者的面相，转向他者的被给予的存在。最后，“上帝”必须从形而上学设定的“自因”、“本质”、“现实”之中超越出来，成为“超存在”的典范的“所予”(being-as-given par excellence)。上帝作为典范的被给予的存在，便构成了现象学的神圣之维。现象学的神圣之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三个方面都和所予紧密相关：第一，“典范的给予”，意思是说现象学的“上帝”无所保留地给予，没有限制地给予，没有约束地给予，而这和形而上学的“上帝”有限地给予完全不一样。第二，“典范的所予”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上帝绝对在场的方式以一种眩晕的显著性饱和了一切境域，上帝因此就不仅是典范的给予，而且是“饱和现象”。“这么一种无限制(无境域)的在场，恰恰与无所保留地给予相匹配，根本就不可能自我呈现为一个必然有限的对象。”第三，典范的所予还可能转化为遗弃的所予，意思是说，作为一种现象，典范的所予可能并不呈现，可能处在不可见的状态之中。将无限给予、绝对在场和必然遗弃三个方面结合起来，马利翁提出“上帝”是一种启示类型的饱和现象，从而以两个命题结束了形而上学、现象学和神学的讨论：第一，现象学自身可能仅仅是把作为典范的给予的存在的饱和现象当作一种可能性，第二，现象学可以描述和建构作为给予的存在，甚至描述和建构典范的作为给予的存在，但它可能永远不能接近这种外观表像上认同的所予。这两个命题表示，现象学为神学开辟了道路，但二者却永远经纬分明，其中的差别是启示作为可能性和启示作为历史性的差别。[42]

　　在形而上学没落衰微之后的语境下，马利翁希望通过现象学完成同形而上学的决裂，将神学从存在论的论域之中解放出来，以期铺展从现象学到天启神学的津梁。他和克里斯蒂安(Jean-Louis Chrestien)、格莱施(Jean Greisch)和亨利(Michel Henry)一起，改变了欧洲现象学的景观，使法国现象学为伦理关怀和宗教动机所主导，从而继续“增补”和“延异”现象学，超越现象学原有的意义，推动了现象学的“神学转向”。

　　[1] Jacques Derrida, on the Name, trans.,Thomas Dutoi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3.See John D. Caputo, The Prayers and Tears of Jacques Derrida: 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按：克尔凯郭尔(克利马科斯)在《作为教师和救世主的上帝——一个诗人的冒险》一文中提出，与上帝的沟通是自下而上的，就像登通天塔一样。但是在这种与神圣的对话之中，“责难总是试图去折磨他的灵魂”，“无疑会看到他心里甚是忧伤”，而最终“安慰来自被作为罪人处死的忧伤之中”。总之，在向上寻求与神圣对话的过程之中，“我的灵魂也被新的惊奇所震慑。”见《论怀疑者/哲学片断》，翁绍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2-152页。

　　[3] 德里达：《文学行动》，赵新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 按：“不可能的诗学”，语出卡普托，但他用这个杜撰的术语来概括德里达的宗教观念：“就我而言，我已经把不可能的事情的诗学作为我毕生的工作，我将永不懈怠地用下面这个观念来折磨那些世俗化的解构者，即解构的结构如同宗教，一种没有宗教、没有等级制度的宗教，感谢上帝。同样，我将不知疲倦地用这样的观念来嘲弄所有的信徒，即宗教信仰是一桩深层次的解构的事业，它不能被纳入到制度化宗教范围之内。”见卡普托：《直视不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德里达以及宗教的再现》，《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

　　[5]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Religion,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il Anidjar,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02, p.109.

　　[6]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and introduction by G. C. Spivak,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and Private Limited, 1994, p.ixxxiii.

　　[7]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and introduction by G. C. Spivak,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and Private Limited, 1994, p.91.

　　[8]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5页。

　　[9]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and introduction by G. C. Spivak,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and Private Limited, 1994, p.92。

　　[10] Philppe Sollers, Sur le matérialisme, Paris: Seuil, 1974, pp.40-41.译文采自苏源熙：《默契还是预约?——结构、解构的中国梦》，见《中国学术》，2001年/总第5期。

　　[11]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12]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13]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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