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 重建“巴别塔”，打开理解的“封印” 作者：胡继华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558-2 定价：58.00 出版时间：2015-08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从巴别塔到迷宫，从审美意境到爱感图景，从诗学到哲学和宗教，这就是“不可能的诗学”迂回前行的散漫道路，在沙漠之中行进的道路。“不可能的诗学”从解构的精神气质和浪子情怀开始，探究解构诗思融合的风格，揭破解构激活经典的策略，以及勉为其难地解说包含在“延异”之中的文化密码。“不可能的诗学”延续“对不可能性的激情”，继续僭越解构论的界限，冒险探索解构的剩余物——“没有宗教的宗教”，从符号转向肉体以叩问解构论的彻底物质性——感性躯体的革命，最后当然还要揭示解构论所蕴涵的伦理精神——对他者的绝对责任。解构论在中国的旅行，以及它在中国古典文化之中的类似物——庄子的思想，也在这门非规范的诗学的论域之内。“不可能的诗学”，希望通过借助于“对不可能性的激情”，穿越审美意境，进入神-人共在的“爱感图景”。

　　¯ 精彩书摘

　　存在之外的上帝

　　——让-吕克·马利翁与现象学神学转向

　　哲学领域中的现象学与艺术领域中的抽象艺术，或许都面临着同样的境遇。现象学将关于存在的一切假定存而不论，以纯净的眼光来触摸赤裸的存在，它的最终境界却不是面对粗俗的物质世界，而是奋力免除超越性的囹圄而通达内在性——倾听“孤独灵魂的独白”。抽象艺术展开对客观实在的抗争，拼命驱赶笼罩着灵魂的“物质主义梦魇”，它所寻求的抽象与几何学的抽象不可同日而语，抽象艺术的“抽象”是个体灵魂追求精神的象征。按照胡塞尔的想法，现象学延续着“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理性的历史运动”及其精神志业，“为真正人性的意义而斗争”。[24]而按照康定斯基(Wasily Kandinsky，1866—1944)的理解，“当宗教、科学和道德发生动摇(……)，当外在的支柱岌岌可危时”，抽象艺术显示了“人类便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表转向了内心”，而他认为艺术有责任通过复兴“通灵术”(theosophy)催化精神在物质世界的再生。[25]

　　注目于内在不可见的精神，使现象学和抽象艺术成为一种追求终极启示的意义实践。现象学和抽象艺术一样，既作为“世界的启示”又作为“自我的启示”，其基本特征就在于这个“启示”的无止境性和未完成状态。诚如梅洛-庞蒂所言，“现象学的未完成状态和它的步履蹒跚并不是失败的标志。……现象学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普鲁斯特的作品，瓦雷里的作品或塞尚的作品一样，在辛勤耕耘——靠着同样的关注和同样的惊讶，靠着同样的意识要求，靠着同样的想理解世界或初始状态的历史的意义的愿望。哲学在这种关系下与现代思想的努力连成一体”。[26]如果说，作为现象学的基本追求，“一种严密的科学的哲学”已经是20世纪哲学所书写的神话，那么，当现象学与现代思想努力连成一片时，这个神话不断地得以研究——不断地被“增补”，不断地被“延异”。[27]

　　起初现象学提交给我们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即教我们如何以纯真的眼睛去看世界的纯真显现。但是，现象学的后学们的“增补”、“延异”却表明，不仅观看是不够的，而且显现也是不够的。让-吕克·马利翁的探索表明，观看的姿态必然是一种所予的姿态，世界的显现也必然是一种自我启示。“所予”在现代哲学语境中一度遭到空前的放逐，“启示”或者“天启神学”在康德的第一个批判中已经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今随着现象学的伦理转向、生命转向以及神学转向而返回到了当代哲学论争的中心。

　　一、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的现象学神学转向

　　让-吕克·马利翁(Jean-Luc Marion，1944—)在巴黎第四大学接替了列维纳斯的教席，在芝加哥大学继承了利科的职位，同时还成为巴黎天主教区大主教吕斯迪格红衣主教(Cardinal Lustiger)的神学顾问。马利翁的哲学研究在三个论域之中展开。哲学史研究是他的起点，通过对奥古斯丁、阿奎那、安瑟伦、笛卡儿的研究，他获得了一种古典的神学视野，以此烛照尼采、海德格尔之后现代哲学的变革。现象学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通过返本归源而重新发现胡塞尔，将现象学还原彻底化从而推进了现象学的神学转向。神学构成了他的哲学志业，他的抱负是以神学问题为根据把关于显现的现象学改造为关于所予的现象学，同时把阿奎那-笛卡儿一脉古典存在论哲学携入后形而上学语境中，重构在康德那里遭到重创、在现代哲学发展中遭到废黜的“天启神学”(theology of revelation)。

　　从沃尔夫到当今的新托马斯主义，理性形而上学所起的作用是为神学鸣锣开道。但是，自尼采、海德格尔以降，一脉颠覆的哲学传统却确立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倾覆了形而上学的论域。比如说，在海德格尔那里，要接近“最高神圣者上帝”，就势必要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扬弃形而上学，终结形而上学，关闭形而上学，克服形而上学，如此之类的说辞，或许只能证明形而上学本身已经气息衰微，行将没落而已。马利翁特别看重海德格尔的一个断言——“终结形而上学的时间比形而上学本身所延续的历史更加漫长”。[28]这个断言所隐含的意见是：终结不是废黜，而是转化，没落不是思想的灭绝，而是思想的再生。从柏拉图到尼采，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积累而达到圆满(culmination)的过程，在其终结的场所聚集了哲学的全部极端可能性。马利翁以桥牌设喻，说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上，从一个赢家到另一个赢家，形而上学打完了自己手中所有的牌而完成了最后的定约，然后还必须重新洗牌，游戏继续开始。[29]马利翁一言以蔽之，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人们一再宣称必须超越它的基本视域，但他的基本问题依然是敞开的。马利翁的思路就在形而上学敞开的问题域中延伸：如果以现象学为视野来解读形而上学的历史，那么，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究竟还留下了什么没有思考的问题呢?如果像海德格尔所断言的那样，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命运，那么，马利翁就有权认为虚无主义的本质恰恰就在于没有严肃地对待“无”的问题。[30]恰恰是这个“无”，一举搅乱了现象学的纯净，将不透明的不在场者安放在哲学思维的中心。要彻底地克服形而上学，则意味着沿着现象学的思路，返回到比在场/缺席、存在/虚无更古老的更超越的本原——“给予”(donation，giveness)。这个“给予”，便是存在-神学-逻辑的框架下没有被思考的东西，它作为一种本源的世界里一种本源的现象要求获得启示。这种启示不是沉默阴森的“存在”(il y a)，也不是隐迹无名的“兹予”(es gibt)，而是那种以不存在而实现其无所不在的“给予”(donation)。马利翁从海德格尔的“兹予”之中发挥出一种纯粹的“所予”，以此来彻底地完全地占有在场、显现、本质和存在。他认为，这个“所予”就是形而上学中晦蔽不明的东西，而没有经过哲学思想的触摸。通过“兹予”，即通过“所予”，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根据一种更加本质的规定而归属于存在。这样，在形而上学衰落和被克服之后，一条宽阔的道路敞开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归根到底通向了所予的境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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