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 重建“巴别塔”，打开理解的“封印” 作者：胡继华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558-2 定价：58.00 出版时间：2015-08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贯彻这条通过终结形而上学而通往所予现象学的道路，马利翁在80年代之后集中研究了“所予”。在尼采、海德格尔之后，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成为哲学的强音，“所予的神话”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看来，一切所谓“确定的知识”，“不可改变的知识”，“直接知识”，或者说透明的现象属性，构成了“所予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ess)，都是必须被放弃的“镜子式哲学”。[32]马利翁竟然逆整个哲学潮流而上，强行对形而上学颠覆再行颠覆，从传统存在论获取充实现象学的资源，通过重建已经化为废墟的“所予的神话”，将存在意义问题提升到神圣意义维度，将现象学推到天启神学的高度。在《还原与所予》(Réduction et donation)中，他展开了一次全景式的现象学研究，以现象学精神来改造传统存在论，又以存在论为依据来鉴照现代哲学历史。这种研究最明确的问题意识在于：在已经没落衰微的形而上学和已经显山露水的神学之间，现象学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1984年，马利翁为《现象学与形而上学》(Phénoménologie et métaphysique)一书撰写序言，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明确指出“现象学是形而上学功德圆满的时代最优先的哲学继承者”。[33]他写道：“不言而喻，形而上学已经终结，不论是随着黑格尔一起功德圆满，还是随着尼采一道步入黄昏，哲学都只能在现象学之下追求自己真实的身份。”[34]这一断言事关哲学的现代命运，总是一再在马利翁的论著之中闪现，传递着一种挑战和预言的信息。他所挑战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所预言的是神学复兴的可能。在《还原和所予》之中，他把自己所处的思想氛围明确地定义为“后形而上学”，而现象学则是后形而上学的一种历史可能性。说现象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历史可能性，则必须追溯到黑格尔。而按照马利翁的看法，黑格尔之后的现象学就是反形而上学变革的场所：“现象学没有引进形而上学，而是从形而上学之中寻找出口”。[35]

　　这一认识必须从马利翁对黑格尔整个体系的解释来理解。他认为，在黑格尔的体系之中，《精神现象学》与形而上学体系相冲突，“现象学在形而上学的第一个入口，就随着黑格尔对现象学的废除而通向了终结”。[36]反过来说，现象学之发生就是对形而上学的决裂。[37]胡塞尔悬置未能自明的形而上学假设以及废黜存在论前提，就是要将现象学从形而上学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形而上学假设和存在论的前提，形成了遮蔽结构，构成了哲学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而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则直指纯净意识，构成了哲学的内在性(immanence)。在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的笼罩下，哲学从根本上虚弱无力，而要克服这种虚弱无力的状态，就有了哲学终结(衰微)的处境。相反，完全沈沦在内在性的迷暗深渊，哲学也就变成了孤独灵魂的自说自话。现在摆在马利翁面前的问题是：能不能将现象学还原所排除出去的超越性再迎回到内在性之中，使哲学既超越又内在?换言之，形而上学(超越)的现象学(内在)是否可能呢?

　　1994年，马利翁在《批评探索》上发表《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神学家的一份大纲》(Meta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A Relief for Theologians)。现象学，形而上学，神学，三个论域在这篇论文之中汇合为一道思想潜流，涌动于其中的就是对从未接受过思想洗礼的“所予”的沈思。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的副标题是不可翻译的——A Relief for Theologians，它起码具有三种含义：一是给神学家的慰藉，二是神学家的解放，三是神学的提升。从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来看，马利翁特别注重的是“解放”这层含义：将现象学从形而上学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将神学家从存在-神学-逻辑学的束缚之中提升出来，在“上帝死亡”的阴影之中延伸神学的沈思，而沈思的对象不是本质、不是存在、不是显现，而是“所予”。在“上帝死亡”之后，还必须沈思上帝的问题，这一种“理所当然的侍奉”(罗马书，12：1)，也是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思想的使命”。[38]根本不可能从形而上学开始言说上帝问题，但是上帝问题却不可避免地与形而上学的命运唇齿相依。随着形而上学之终结一起死亡的上帝，就必定不是神学家的上帝，而是“哲学家和博学者的上帝”。沿着哲学历史角色的转换，马利翁首先探索哲学的形而上学形式及其通过思考上帝而达到的境界，然后探索哲学的现象学形式及其接近上帝的可能性，最后揭示了现象学之中的神圣维度以及现象学通向天启神学的可能性。

　　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再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形式从存在、本质、自因出发建构上帝，其所能达到的境界是“形而上学的终结”，从而穷尽了上帝存在的一切可能性。“上帝”在形而上学之中成为“偶像”，而被“自因”、“充足理由”、“现实存在”等等所淹没，被免除了神圣的超越性。形而上学形式的哲学不可回避的命运，就是“上帝的死亡”，而“上帝的死亡”在本质上源自形而上学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存在-神学-逻辑就成为超越“存在的上帝”这个名称的条件。恰恰在这个超越形而上学形式的哲学这个历史性环节上，现象学形式的哲学诞生了。现象学还原方法的精髓在于“自始至终严格地排除一切不能以现象学方式实现的假设”，[39]以求达到“纯粹直观的给予”，以此作为一切知识的合法源泉。这一合法的知识源泉不是纯净透明的现象，而是通过直观获得的最本源的血肉存在。“话语的血肉呈现给精神的血肉——即现象呈现给直观，现象学管这种遭遇叫‘所予’：直观给予现象，现象通过直观自我给予。”[40]马利翁以这一现象学“最高原则”为引导，实现了形而上学到现象学的转换，同时将神学从存在论的囹圄之中提升出来。这一转换是双重的：“关于作为被奠基结果的存在(a being as grounded effect)的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lis)由作为给予的存在(the being-as-given )的现象学所予取而代之，而这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关于奠基活动(the grounding)的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由被赋予作为给予的存在的现象学‘合法源泉’取而代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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