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共同利益的结果)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长远规则。同时，中国*近
对国外投资的垄断对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经造成根本性的压制
影响。    ’
    此类关注已为大量媒体所跟进，目前已演变成对中国势力急剧上升
的关注，习惯性地被称为“威胁”。二十几年前，当日本上升为工业超
级大国时，其中部分媒体也煽起了同样的敌对宣传。*近，中国收购美
国公司的努力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忧虑：联想公司收购IBM的PC部门，
海尔公司竞购美泰公司(Maytag)，*为敏感的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CNOOC)试图购买尤尼科(Unocal)石油公司。不同于20世纪80
年代的日本，今天的中国被美国强硬路线者视为战略对手，公众对新的
亚洲巨人的惧怕会太轻易地被寻找替罪羊的那些人所操纵。结果，中美
关系周期性地恶化，只能靠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商业与金融之间的相互
依赖性而得到缓解。但是，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复兴之间还有另外一个重
要区别：日本的振兴主要是靠国内增长；而在中国*近的增长中，国外
公司投资者的作用太过明显，且已激起这些公司原来所在国的强烈反应。
    中国成为美国政治游戏的替罪羊
    让我们看一下卢·道布斯(Lou Dobbs)事件。卢·道布斯是美国有
线新闻网(CNN)的头号商务评论员。2003年初，他作出广受欢迎的
决定，将其晚间电视节目完全转向对美国外包公司的敌视性报道。对这
个一贯忠实于自由企业事业的“终身共和党人”而言，不爱国的美国公
 司纷纷将其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的现象促使他热衷于抨击公司的贪婪。
同时也激起了他与强大的有组织商业团体之间的敌对状态。道布斯的
CNN网页开始跟踪一千余家“要么将美国工作机会输送到国外，要么
雇佣国外廉价劳动力而不是美国工人”的美国公司(非政府机构已经记
录或收集所有此类信息)。作为该网站的补充，《出口美国》(Exporting
America)一书则更加尖锐，它明显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痛惜国家知识
宝库、技术及其中产阶级生计的丧失，谴责“三十多年来失败的美国贸
易政策”，旁敲侧击地警告“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紧密勾结”。⑨
    与道布斯的2004选举年著作一起问世的另一本书是《权力错向哪
里》(Where the Right Went Wrong)，这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对自由贸易决策者“经济叛国罪”的*新指控。⑩这位*著名的右派人
物转而痛斥跨国公司，布坎南的“美国**”倾向还包括散布美国历史
上时常伴随经济民族主义的反移民和排外情绪。@沙文主义(“打击中
国”是其*顽固、*可恶的表现形式)并非布坎南之类的保守的基督
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唯一专利。比如，美国劳工联盟在保护其成员就业
机会的努力中并不反对利用排外情绪，而劳联产联(AFL-CIO)内部仍
在使用“打击中国”一词，恰似于民主党与共和党机构之间的派系争斗，
结果是不幸的。如何明察公司对资本流失和就业机会转移的负面影响
所应负的责任?这一问题过多地让步于指责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中
国往往成为用于满足某些现成的政治议程的需要或缓解普遍性的个人
伤害感受的替罪羊。
    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几乎没有任何产品是百分之百由一个国家生
产的，跨越国界的高度流动性已成为经济生活的现实，任何形式的提倡
“我们”反对“他们”的讨伐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损失*严重的注定是
那些与其海外同行竞争的工人，不管是非熟练工人还是经过高级培训的
员工。因为这是一场跨国公司业已玩了数十年的纯粹的逐利游戏——经
济学家们称之为“全球劳工套利”。
    尽管公众已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是如何损害美国
 国内人员生计的，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就业机会转
移受益者的国外员工也面临着非常类似的挑战。信息缺乏使人们更倾向
于指责那些“获得”工作的不知名的外国人，而这些人通常被越来越多
地认定为中国人。这些中国员工的生活和态度被大众想当然地认为或形
容为大众想像中*难以忍受的部分。比如，当美国人专注于国内就业损
失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因国有企业的
关闭、重组或出售(预计未来几年，还会再有1／3的国企员工将下岗)，
或*近因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农民的要求所造成的压力等原因，中
国的就业机会的损失高于美国数百万之多。⑩事实上，受公司全球化和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影响，中国的就业损失与美国的就业损失一样严重。
另外，流动失业大军的产生——大约为1 5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民
32    x寸试图保住工作的中国人构成的威胁，与美国公司离岸外包对美
国员工所带来的威胁是同样的。因为他们的前途目前已经紧密相连，美
国人的面包和牛奶不仅受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工人的就业机会的影响，同
时还受中国内地和西部省份失业农民渴望就业问题的影响。这些地区已
经成为国外公司的下一个投资前沿阵地。
    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给工作岗位转移赋予人性化特征，它们通
常是以中美贸易统计或*新就业数据为表现形式的。人们对中国转型经
济中的工人尤其是对本书重点讨论的在外国公司的中国员工的渴望、恐
惧和信念知之甚少。在我对这些中国员工的采访摘录中，读者将碰到一
些新类型职业人员——爱国的工程师、白领小姐、自由职业者和灰领工
人，他们都供职于来自台湾地区、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美
国和欧盟的经理手下。正如我的研究所提示的，所有这些大陆员工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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