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前来寻求顺从的劳动力和快速利润的外国经理们简单归类。其结果是，
经理们往往将多数工作场所的冲突归咎于文化差异。在他们心目中，中
国人尚未成为“现代人”，仍然沿袭数千年形成的集体思维方式。换句
话说，他们成为理想的公司人才的潜力受到了当地文化特性的制约。
    确实存在这种差异，但是我发现，由于尚未建立工作规章的新工业
 环境的不可预知性，冲突原因远非如此简单。经理期待什么和员工愿意
做什么并不是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结果也不纯属当地政府关注的问题，
也不仅仅与那些对该区域劳工市场有兴趣的人员相关。中国在全球经济
中的关键地位意味着每个人都将与该非正式契约的结果存在利害关系。
    为收集材料，我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采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
企业员工。其中大多数公司都位于从上海东海岸新兴城市中心——浦东
至古老的上游城市苏州和无锡之间的工业走廊内。⑩就高新技术公司——
我的主要采访对象——而言，该走廊几乎具备完整的供给链。长江下游
地区正在快速取代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国外的直接投
资资金正在流向比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价值更高的产
业。实际上，长江三角洲经济正日益成为中国争当“世界工厂”的高技
术中心。尽管不是特别有说服力的，但是上海自身快速发展的服务部门
也正使中国挑战印度以成为“世界办公室”，因为所有这些发展都是以
在亚洲的整体相对优势为基础的。为进行本书的研究，我还访问了中国
西部地区、台湾地区以及在华的印度公司，希望在这些相对于美国成本
差异更小的地区探寻公司是如何管理工人并使他们相互竞争的。
    东亚地区的工作与商业被日渐打上公司自由贸易的烙印，在像上海
这样正准备成为下一个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复兴城市显得尤为明显。在
上海，我试图与作为自由贸易往来的主要前哨的美国商业团体取得联系。
通过对美国商会官员和成员的正式采访以及数小时社交式的聊天，我了
解了当时那些在总统竞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将离岸外包的首
席执行官们贬称为“本尼狄克·阿诺德”⑧们的动荡时期，该城市公司
外籍人员的心理状态。通过商会，我能够追寻到这些远居他乡的美国人
是如何从战略上影响至关重要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
 中国缺少民工
    上海的国外投资者正渴望尽其所能将高端生产业务——如产品工
程、设计和研发快速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完成这些转移的主要障碍并非
广为人知的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我发现，真正的障碍在于很难以合理
的价格找到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从我开始与上海外籍商务人员打交道的
那一刻起，我就听到了经理们关于当地工资成本高、合格员工数量少或
不守信用的抱怨。这否定了投资者聚集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其廉价、充
足的劳动力资源。几乎每份危言耸听的关于外包的新闻报道都提到中
国大学每年输出40万名工程系列专业毕业生。报道暗示，诚实的美国
人怎么能与这支庞大的技术工人产业大军进行竞争呢?答案似乎并非那
么简单。
    熟练工人缺乏的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这可能适用于任何受供求关
系影响的地方劳动力市场。其他原因则与“中国特色”有关：如独生子
女文化造成的出生率下降，当地习惯对公司标准产生影响，新曝光的经
济压力和就业机会所滋生的无限制利己主义。但是我听到的关于员工缺
乏对公司忠诚度的事越来越表明另有原因。经济全球化似乎开始让工人
作出一些无法预料的事。
    由于中国目前是全球*大的国外投资接受地(2003年超过美国，
2004年净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她通常被视为以公司为牵引的全球化
的主要得益者。然而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已不再是秘密，即使是对那些目
睹每月数百万美元投资流向他们城市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秘
密。通过观察这些公司在其他国家如何到来、随后又离去的现象，他们
已经有自己的判断。我所采访的许多员工都认为没有理由忠诚于其经理，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经理不大可能是他们长期的老板。私营企业日益加剧
 的人员更替——我发现某些高技术领域的更替率高达40％，也许是这种
态度*明显的表现。在他们不断追求*廉价的劳动力的过程中，跨国公
司已明确显示无意承诺任何形式的就业保障。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工人沉
迷于习惯性跳槽，他们似乎正在以牙还牙。与他们和雇主之间的脆弱关
系截然相反的是，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发展国力以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
赖的远大目标，是维持本文中所述的技术工人对公司保有忠诚的更普遍
的动力。
    在劳动力低端市场，远离家乡从内地来到沿海地区工作的流动工人，
与所在工厂的关系尤其脆弱。在所有发达国家，低薪出口区都产生了较
高的人员更替率。但是在中国，任何雇佣模式的重大变动都将被其庞大
的劳动力队伍所放大，因而变得更为明显。2004年春节长假后，超过
200万名流动工人(约占广东省劳动力总数的10％)未能重返珠江三角
洲的出口加工厂。每年这个时候人员更替率都很高，但这次这个数字却
 是史无前例的。从其净影响来说，这是近期*大规模的无组织劳动力撤
离岗位的案例之一。从性质上来说，它与始于1997年的国有企业工人
大规模下岗后“像一阵狂风似的”工人反对浪潮很不一样。⑤
    中国的评论员们纷纷对这种放弃预定职业现象作出解释，原因在于
民工们对10年不变的工资水平的深深不满、沿海地区生活费用的上涨、
法律保障的缺乏和众所周知的有损工人健康的不达标工厂环境。⑩部分
干部借机赞扬政府*近实行的农业税减免政策，该政策使农民觉得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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