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背朝天的选择比广东和福建等地的血汗工厂更有希望。◎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表示这是共同抵制非法工厂环境的结果，并公开呼吁中国南方
雇主遵守国家劳动法。该地区的出口承包商大多数都在争夺微薄的利润，
并且不得不以可怜的口号——“及时支付工资”为招牌进行招工。⑧这
种措施针对的是中国*大的劳动纠纷问题：拖欠流动工人工资。⑤看到
雇主们处于不利地位，工人们于是放胆继续走出工厂，非组织罢工四处
蔓延，受害者涌向法律援助中心。作为中国向法治化社会艰难转型的一
部分，这些中心越来越多地受理劳动纠纷。⑧尽管政府努力缓解劳动力
不足的情况，并且将*低工资标准提高了30％，但2005年劳动力不足
的情况依然如故，甚至进一步扩大，导致许多工人纷纷拥向东部上海
及近邻城市，以寻求更好的待遇。由于中国南方许多小公司陷人人力
缺乏的危机状态，国际商业舆论界已发出警告。《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忠实地问道：“中国是否缺少民357”⑤
    在一个拥有巨大的劳工资源以及如此之多的失业人员和寻找工作的
“流动大军”的国家，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部分人口统计学家将出生
率下降视为可能的原因，而*直接的原因是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国
外投资者仅愿意雇佣十几岁的女孩(打工妹)——*廉价、*温顺和*
可消耗的劳动力。因此，较高技能的岗位，也只有那些刚毕业或有一定
国际商业和工作经验者有资格申请。数百万懂技术但在国有企业工作过
的工人被视不合格的员工，不能接受再培训以适应符合资本主义职业道
德规范的更严格的纪律。劳动力短缺是由持有偏见的管理需要造成的，
  倾向于*大限度地利用年轻人和弱势群体。但是即使在视为可接受的劳
动群体范围内，以及在那些符合他们挑剔性标准的工人中，公司经理也
面临着员工的不可靠性问题，而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灵活性”。
    本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证据(尽管不一定是*终的证据)，即资本
持有人所欣赏的便捷的国际流动性可能正在带来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
不会保证长久留下的员工。他们是工作可在一夜之间被转移或外包出去
的可消耗工人的另一面，他们纯粹是全球经济的产物。实际上，全书突
出介绍的高校毕业生能够与工资较高的西方人及其他东亚地区的同行们
相比较，仔细权衡他们的技能在全球工业链中的适用之处。因此，他们
很清楚他们当前对其雇主的价值。其中许多人也明白他们在恰当的时间
处在恰当的位置，这种意识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作用。某些情况下——
比如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将导致工资呈螺旋式的上升，这种
情形正在使其雇主感到烦恼。
    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正在利用一切可用的权力杠杆来解
决瓶颈问题，以求满足国外投资者的需要：充裕、廉价的熟练劳动力。
这是一长串优惠项目中*新的一项。作为所谓的“自由贸易”的一部分，
这些优惠项目是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所不得不提供的。投资者前来投资是
期望能够永久享受免税假期和税务减免、实际上免费的大片土地、现代
化的基础设施和电讯、公共事业费和其他运营成本折扣以及没有被认真
执行劳动法和环保条例的软保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为阻止公司流向中
国，公司所在地官员不得不进行类似妥协，．进一步削弱了许多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城市和地区的税收基础。直到*近，诸如
此类的优惠政策一直在迎合寻求低成本生产的公司。现在，这种模式已
经升级为满足价值链高端投资者的需求。
    如果能够实现人才过剩，且当前的工资暴涨现象得到控制，则外国
公司向中国转移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业务和空前数量的高价值投资资金的
渠道将变得顺畅。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迁移相比，过去几年深受痛惜的
美国工作和资本流失只不过是涓涓细流。“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够阻
 止它，”某美国跨国公司区域主管向我保证，并随意引用了一段他*近
听到的上海笑话：“很快，美国就只有律师才有工作了。”鉴于目前律师
助手之类的低级工作对外输出的速度，即使这样一种说法也可能只是一
种乐观的估计罢了。
    探求工作外包背后的秘密
    除了强化顺应离岸外包这种不可抗力的意识外，类似这种评论将营
造一种恐慌气氛，使那些害怕失去工作的人变得愈加脆弱。自认为敲响
警钟的外包评论家们经常制造一种恐慌气氛，迫使员工接受削减工资和
作出其他让步，以使其工作保持在红色警戒线之上。我反复听到员工们
谈起经理们如何利用这种威胁(即使是在中国内地)，以榨取员工更长
的工作时间或额外的工作热情。尤其在那些必须与印度、台湾地区、新
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同行们比较前途的员工所在的工厂，这种情
形更加明显。反之亦然。
    本书讲述的故事无意耸人听闻，但确实是鼓励大家作出明智的选择。
自由贸易的公司支持者曾经广泛宣扬外包的整体利益远远大于代价。在
这场游戏中无疑存在短期得利者，但自由贸易者关于丧失就业机会和投
资的工人群体将获得长远利益的观点却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我们将不
是在就业与美元损失的实际数据中，而是在工资下降的压力以及就业不
安全感长久氛围的确立中，看到离岸外包的*持久的影响。外包并非一
种短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它正快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视
为一种社会和经济标准，并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对职业本身的看法。
在后工业化社会中，不确定性和风险日益成为个人——而不是雇主或国
家必须承受的负担，工作越来越没有标准，工作不再决定个人的身份。
由于外包正快速跟随这些变化，职业的定义正在发生突变，更接近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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