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国的艺术星空 本书特色

★ 18开平装，2003年1版1印，巴蜀书社出版

★ 德阳市文联副主席范小平先生撰写

★ 本书是国内头一部站在美术史的高度认识、研究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学术著作

★ 该书以三星堆青铜文化研究为主题，分为“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青铜文化与殷商文明”“三星堆青铜文化与长江文明”“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巴蜀文化”“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艺术研究”“三星堆青铜文化与世界上古美术史”等六章

对三星堆的研究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从戴谦和(D.S.Dye)、董宜笃(A.H.Doninithonrne)、葛维汉(D.C.Graham)、林名均等人对三星堆的研究起，三星堆文化就一直作为考古学的重要课题，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已经证实它是一处长江中上游考古学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个古遗址，在中国占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代表意义。在目前发现的十二平方公里的遗址区内，考古工作已经证实这里有房屋宫殿遗迹和城墙遗址;有铸造铜器的泥芯和红砂石淬块;有象征着皇权的金杖、黄金面具;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几百件青铜器。这批青铜器除了一百余件人像(包括人面具、面像、兽面具、人头像、人小全身人像)艺术品外，还有三百余件的其他类型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铜树及一批青铜饰件。如此重大的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艺术成就。

从青铜文化艺术感染力的角度研究三星堆青铜文化，会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青铜器是人类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天所谓青铜雕塑，当初并不是作为艺术品来创作，而是作为一种实用从来铸造的，无论器形成花纹部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在这些青铜器上，沉淀和凝聚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内容。拨开罩在青铜雕塑上的历史迷雾，正是今天要研究它的意义所在。中国考古学的开始是很早的，并且就是因注意并研究发现商周器物--青铜器和玉器而开始的。商周雕塑从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上来看，其特点是比较鲜明的。一是主题明确。这种明确的特点，主要通过放射(围绕一个主题纹饰来安排)、对称(以一个主体纹饰为均衡中心点)、环绕(主体坏纹状分布在器物主要装饰部分)、超越(主体纹饰或局部雕塑有一种脱离器物升腾的动势)这些方法来体现。二是*大的占有空间。这种占有，主要通过多层次镌刻，如三层花式，更多地占有三度空间，或在一个平面内将形体扭曲变形，尽可能多地占有两度空间。三是庄重停滞与轻松的互补。这种互补可体现在器物与纹饰上(庄重、威严与轻快、活泼的互补)，也可体现在主体内容与衬托内容上(沉闷、凝滞与活泼、流动的互补)等等。商周青铜雕塑艺术的这些特点，在三星堆的数百件铜器的表现形式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正是三星堆铜器群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三星堆的铜器还摆脱了那种追求奢侈浮华的传统的铸造技术，利用夸张 、变形、突出刃线、强调雕塑的体积感等艺术形式，抓住人们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审美体验。这些特点又是传统意义的夏商周雕塑艺术所不具有的，从而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

从美术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三星堆青铜文化，会给人一种新的艺术审美观念。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的发现，有如石破天惊，改写了整个国雕塑史，同时也为巴蜀文化的确立提供了证据。传统美术理论的着点和注意力长时期停留在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商代青铜礼器及玉石器上大做文章。三星堆发现如此众多、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工艺品，尤其是青铜人像群，吸引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力，赋予了中国美术考古工作以新的课题，那就是不得不以新的视觉、新的研究方向，对以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对中国商周雕塑艺术重新评价。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雕塑，其中以青铜人头像、立像、跪像和面具*有巴蜀文化特点。三星堆青铜系列人像雕塑的发现和认定的重要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1.再一次印证了从原始社会到三代(夏商周)的人像雕塑作品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2**次用形象的材料表现了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这无疑会对认识商周时巴蜀地区社会关系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3.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填补了从原始社会到秦汉的空白。在红山文化陶塑人像与秦兵马俑之间，三星堆青铜人像不仅使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像雕塑艺术发展有了连贯的线索，而且对夏商周三代人像雕塑的造型能力有了全新的看法。由于这些造型能力有了确信的事实依据，对三星堆系列青铜人像雕塑大量使用分块、分面、线塑结合、写实与荒诞、大体量与微形等手法的研究，可以直接丰富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雕塑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使原始玉器、陶塑的表现手法有了一个承接环节。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与青铜面具，真正是用雕塑的体积语言向人们表现了它们的魅力。它们以其巨大的体量和众多的数量，强烈地撞击着人的心扉，使观者心绪难平，浮想联翩。其次，在东方文化圈内，艺术史家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雕塑艺术。因为三星堆铜像群未披露以前，仅有世界*早进入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过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左右发现铜像群的记载。在旧大陆文明圈内: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等文明体系中，还没有成批青铜人像雕塑艺术品实物的出现。传统的美术理论体系，已经将青铜雕塑艺术的源定位于西亚地区。1986年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令学术界震撼，在曾经被视为"蛮夷之域"、"不毛之地"的中国西部地区，在"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蜀地发现了类似于古埃及十八王朝图坦哈蒙王金棺上的黄金面罩，发现了类似于迈锡尼文化中阿迦门农(Agamemnon)王戴在脸上的黄金面具;发现了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遗址出土的青铜跪神像、乌尔纳木为尼普尔的恩神庙出土的青铜立人像、海法吉遗址出土的祭师立人像。尽管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器群，在表现形式、艺术风格、铸造技术等方面与西亚早期雕塑艺术有诸多不同之处，但它的发现为世界美术史研究及美术考古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现实，对东方艺术的发展史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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