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工作重点转移更是盼望已久的事，是大得人心、顺乎民意的决策。许多单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际上已经在那么做了。例如，我作为胡乔木的秘书，于1977年11月随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到社会科学院后，即参加了由邓力群同志（时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负责组织的一个调查组，一个所一个所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整整搞了一个月。当时，院内大多数群众对没完没了搞政治运动早已厌烦，希望能尽快安静下来搞学问。但由于老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一些群众，认为其中一派的后台是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即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现在到了分清是非的时候了，不能不说清楚就完事。调查组内也有一种看法，觉得十年动乱中，有些群众组织间的矛盾不能说没有一点是非，都一风吹恐怕不好。但胡乔木、邓力群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总的说搞错了，至于群众组织的是非谁多一些谁少一些，**是纠缠起来又要花很多时间，第二是搞得一清二楚很难，第三是搞清楚了也没多大意义。因此，他们在**次中层干部的会上就果断宣布，停止无谓争论，在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的同时，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恢复和开展业务工作。此后，胡乔木同志通过抓制定科研规划、建立新所新学科、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等办法，于1977年底至1978年初，就在事实上实现了社科院工作重点的转移。像社科院这样的“重灾区”尚且如此，其他单位这样做的就更多了。所以，三中全会宣布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是我们党在思想上的一次很大的解放，是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但是它并非突如其来，并非急转弯，而是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反映了下面的实际情况。
当然，对一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不等于说认识的角度、深度就都一样了。就拿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来说，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虽然宣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但却在前面加了一个“帽子”，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而所谓“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引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显然，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含义是不同的。另外，华国锋在讲话中解释转移的理由时，强调的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他之所以作这样的表述和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想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调和起来。这种表述和解释如果成立，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一个路线性质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工作安排性质的问题。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午睡一醒，胡乔木同志就叫找到他房间，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要我帮他查几条马列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说在下午的小组会上要用。下午，他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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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者简介

朱佳木，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6月生于黑龙江佳木斯。1970年夏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分配到河北保定农业研究所生产队劳动。同年底入伍，先后在连队当战士，在师宣传科当新闻报道员，在军宣传处当理论干事。1975年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目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副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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