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发表，“四人帮”就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来，政研室里揭发批判胡乔木，这篇文章被揭发出来。当成邓小平同志搞“复辟”的罪证。这时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布置邓力群同志负责起草的，目的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全面宣传这三项指示，以纠正报纸上只宣传**项指示，而很少宣传后两项指示的偏向。
这件事揭出来后，“四人帮”如获至宝，说这是用“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要“回到唯生产力论”，并把它连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国家计委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一起，打成“三株大毒草”，印成批判材料，下发全国。“四人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剖析《论总纲》的大批判文章，题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其中写道：“以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论总纲》“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据说，姚文元看到《论总纲》后，还在上面批批画画，说这是“歪曲马列，回到唯生产力论”。其实，把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和《论总纲》说成是唯生产力，这才真是歪曲马列。但说“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倒是确实的。邓小平同志是这个思想，其他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也是这个意思。
　　我听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告诉我，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0天，即1976年10月16日，先念同志打电话给陈云同志，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陈云经过同王震、姚依林商议，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是：“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另一条是：“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可见，在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思想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头脑里是一贯的，没有疑问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同志也是重视抓生产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在指导思想上一方面急于求成，造成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另一方面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例如，他在十一大报告中提出了八项任务，**项是“要把揭批‘四人帮’进行到底”，第四项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实际工作上，当然会产生种种矛盾，使人们难以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工作、抓业务。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不失时机地从正面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路过东北，先后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沈阳军区，一路走一路讲要重视发展经济的问题。他在吉林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沈阳军区，他把这个观点讲得更具体了，直接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他说：“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自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来，我们党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只能把政治运动放在首位，用政治运动来带动和促进经济建设与各项工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想法，很大程度上带有试探性、启发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点了一把火。”
回到北京，邓小平同志于10月3日下午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去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由其他人为他准备的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把话讲得更清楚了，他说道：
　　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我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后来，胡乔木等人把邓小平的这个意思写进了工会九大的致词。这篇文稿已收入《邓小平文选》，其中就有一句：“很明显，……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但看得出，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
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次全体会上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会议的三个正式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他还说：“现在的问题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达到什么火候了？恰当地估量运动的发展状况，是我们提出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要依据。”现在知道，政治局的这个决定是常委的建议。从以上材料可以断定，所谓常委的建议，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议。不同的是，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讲的“可以暂时不说”的“底”，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已经明确为1978年底，就是说，1978年底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关于这一点，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明确说过：“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这些说明，工作重点转移绝非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心血来潮，而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党内反复酝酿，并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时机逐渐成熟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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