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目录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节选

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这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并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这样一个结果，这也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转折是不是偶然的？是不是突然的？是不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我认为，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原来工作会议的议题和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后来全会公报所说的那些内容。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转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至于是在1978年11月还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一些时候发生，那是偶然的，但一定会在此前后发生则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孤立地看，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突然的，但只要把它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和粉碎“四人帮”后至三中全会召开前这段时间里群众的情绪、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联系起来看，就不会感到它突然了。就是说，只要把这个会放在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党内党外总的形势下分析，就会明白，它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一定会发生的，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这里我仅以三中全会公报上记载的会议的几个重要成果为线索，讲几个会议前的背景情况。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建国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党的工作重点不再是武装革命和战争，而是经济建设。对这一点，我认为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前，尽管中问发生过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在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头脑中，始终没有出现过动摇。即使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会议精神传统时，也接受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特别指出，各部门、各地方传达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后来，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直至发生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一点，党内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可能直截了当地表达就是了。例如，1972年周总理主持工作，大抓批判极左思潮，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业务上；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大抓全面整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即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实质上都是要重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努力。
那时，国务院政研室正根据邓小平几次讲话的精神，在起草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的文章。文章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终标准。文章写道：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这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发表，“四人帮”就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来，政研室里揭发批判胡乔木，这篇文章被揭发出来。当成邓小平同志搞“复辟”的罪证。这时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布置邓力群同志负责起草的，目的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全面宣传这三项指示，以纠正报纸上只宣传**项指示，而很少宣传后两项指示的偏向。
这件事揭出来后，“四人帮”如获至宝，说这是用“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要“回到唯生产力论”，并把它连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国家计委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一起，打成“三株大毒草”，印成批判材料，下发全国。“四人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剖析《论总纲》的大批判文章，题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其中写道：“以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论总纲》“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据说，姚文元看到《论总纲》后，还在上面批批画画，说这是“歪曲马列，回到唯生产力论”。其实，把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和《论总纲》说成是唯生产力，这才真是歪曲马列。但说“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倒是确实的。邓小平同志是这个思想，其他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也是这个意思。
　　我听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告诉我，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0天，即1976年10月16日，先念同志打电话给陈云同志，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陈云经过同王震、姚依林商议，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是：“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另一条是：“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可见，在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思想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头脑里是一贯的，没有疑问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同志也是重视抓生产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在指导思想上一方面急于求成，造成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另一方面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例如，他在十一大报告中提出了八项任务，**项是“要把揭批‘四人帮’进行到底”，第四项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实际工作上，当然会产生种种矛盾，使人们难以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工作、抓业务。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不失时机地从正面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路过东北，先后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沈阳军区，一路走一路讲要重视发展经济的问题。他在吉林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沈阳军区，他把这个观点讲得更具体了，直接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他说：“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自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来，我们党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只能把政治运动放在首位，用政治运动来带动和促进经济建设与各项工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想法，很大程度上带有试探性、启发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点了一把火。”
回到北京，邓小平同志于10月3日下午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去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由其他人为他准备的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把话讲得更清楚了，他说道：
　　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我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后来，胡乔木等人把邓小平的这个意思写进了工会九大的致词。这篇文稿已收入《邓小平文选》，其中就有一句：“很明显，……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但看得出，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
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次全体会上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会议的三个正式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他还说：“现在的问题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达到什么火候了？恰当地估量运动的发展状况，是我们提出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要依据。”现在知道，政治局的这个决定是常委的建议。从以上材料可以断定，所谓常委的建议，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议。不同的是，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讲的“可以暂时不说”的“底”，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已经明确为1978年底，就是说，1978年底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关于这一点，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明确说过：“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这些说明，工作重点转移绝非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心血来潮，而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党内反复酝酿，并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时机逐渐成熟的决策。
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工作重点转移更是盼望已久的事，是大得人心、顺乎民意的决策。许多单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际上已经在那么做了。例如，我作为胡乔木的秘书，于1977年11月随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到社会科学院后，即参加了由邓力群同志（时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负责组织的一个调查组，一个所一个所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整整搞了一个月。当时，院内大多数群众对没完没了搞政治运动早已厌烦，希望能尽快安静下来搞学问。但由于老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一些群众，认为其中一派的后台是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即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现在到了分清是非的时候了，不能不说清楚就完事。调查组内也有一种看法，觉得十年动乱中，有些群众组织间的矛盾不能说没有一点是非，都一风吹恐怕不好。但胡乔木、邓力群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总的说搞错了，至于群众组织的是非谁多一些谁少一些，**是纠缠起来又要花很多时间，第二是搞得一清二楚很难，第三是搞清楚了也没多大意义。因此，他们在**次中层干部的会上就果断宣布，停止无谓争论，在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的同时，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恢复和开展业务工作。此后，胡乔木同志通过抓制定科研规划、建立新所新学科、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等办法，于1977年底至1978年初，就在事实上实现了社科院工作重点的转移。像社科院这样的“重灾区”尚且如此，其他单位这样做的就更多了。所以，三中全会宣布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是我们党在思想上的一次很大的解放，是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但是它并非突如其来，并非急转弯，而是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反映了下面的实际情况。
当然，对一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不等于说认识的角度、深度就都一样了。就拿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来说，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虽然宣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但却在前面加了一个“帽子”，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而所谓“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引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显然，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含义是不同的。另外，华国锋在讲话中解释转移的理由时，强调的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他之所以作这样的表述和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想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调和起来。这种表述和解释如果成立，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一个路线性质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工作安排性质的问题。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午睡一醒，胡乔木同志就叫找到他房间，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要我帮他查几条马列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说在下午的小组会上要用。下午，他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
　　……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者简介

朱佳木，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6月生于黑龙江佳木斯。1970年夏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分配到河北保定农业研究所生产队劳动。同年底入伍，先后在连队当战士，在师宣传科当新闻报道员，在军宣传处当理论干事。1975年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目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副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