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目录

一、引言
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二）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三）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四）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
三、会议中间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会议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二）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
　（三）关于会议讨论*多的几个问题
四、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二）关于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三）关于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四）关于全会公报稿
　（五）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五、结束语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节选

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这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并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这样一个结果，这也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转折是不是偶然的？是不是突然的？是不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我认为，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原来工作会议的议题和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后来全会公报所说的那些内容。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转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至于是在1978年11月还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一些时候发生，那是偶然的，但一定会在此前后发生则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孤立地看，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突然的，但只要把它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和粉碎“四人帮”后至三中全会召开前这段时间里群众的情绪、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联系起来看，就不会感到它突然了。就是说，只要把这个会放在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党内党外总的形势下分析，就会明白，它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一定会发生的，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这里我仅以三中全会公报上记载的会议的几个重要成果为线索，讲几个会议前的背景情况。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建国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党的工作重点不再是武装革命和战争，而是经济建设。对这一点，我认为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前，尽管中问发生过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在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头脑中，始终没有出现过动摇。即使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会议精神传统时，也接受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特别指出，各部门、各地方传达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后来，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直至发生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一点，党内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可能直截了当地表达就是了。例如，1972年周总理主持工作，大抓批判极左思潮，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业务上；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大抓全面整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即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实质上都是要重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努力。
那时，国务院政研室正根据邓小平几次讲话的精神，在起草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的文章。文章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终标准。文章写道：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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