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
记者：接着说您下面的几个亮点吧？
杨伟光：第二个就是汉城亚运会。第十届亚运会那时卫星传送很不发达，广播因为当时可以直播，大家都听广播。电视一般第二天第三天才把录像传回来，再播出。1986年卫星非常少，但是已经开始有了。
那次我们下决心，这次电视要不一样，电视的新闻速度一定要超过广播。这是我们出发前的一个目标。
*后金牌谁是**？当时估计我们**，这个新闻我们一定要先发。为了做这个，虽然那时我们经济很困难，但还是从汉城到中央电视台租了一条专线，那边拿起电话，这边就响了，不用拨打。电台不一样，还是搞长途电话，拿起电话以后，首先是韩国的国际台，然后转北京的站，然后转到中央电台的总机，然后再到体育部。而我们是拿起电话就是北京。
第～块金牌是自行车1万米的接力比赛，这个金牌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即使拿不到，消息也要整体报出来。我们台有个记者是朝鲜族人，他在终点的地方备有～部电话。我说你去了以后先跟韩国的工作人员讲朝语，跟他们搞熟。他去了．以后，韩国的兄弟说你有什么事情随便说，可以帮忙。结果我们的自行车队**个到达，他拿起电话，说拿了**了。当时一说**了，我们马上就写成稿子了，但是很担心，准确不准确？我要传给体育部副主任，我说收到消息了吗？说还没有收到，我说估计不会错，发。**个报道：中国拿了**块金牌。我们发出了半小时以后，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才发这个新闻，实际上我们发新闻的时候，现场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后边比赛还在跑，这是与现场直播同步进行的。后来只要现场中国队拿了金牌了，我们都**个马上传回北京，然后加图像新闻。所以弄得广播电台没辙了，这次大家都看电视。这是第二个亮点。
第三个亮点，是1985年人大常委会讨论关于企业破产问题。那时候国务院要通过一个《破产法》，在人大引起了很大争论，领导上有不同意见。后来社教中心的同志找我，说我们想把《破产法》弄出来，是不是允许我们采访？我说这个新闻能不能播出，我们没有把握，也可能播，也可能不播。我说我支持你们去，因为这个事情人大争论得很激烈。都拍完了，先送给副委员长看，他不敢拿主意，说这个事要播出的话，得请彭真委员长看。彭真看了，说挺好，可以播。结果一播出，影响很大。
第四个呢，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在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我们觉得这届人大*后一次会议一般不会做什么重大决定。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把国内和国际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的一些疑问，比如中国还是不是坚持继续改革开放？应该通过这次会议向大家宣传。所以我们安排了8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说电视这种发布会，一般是外国人提的问题不能说，只是简单的说说，发*一般的短新闻，现在你要解疑释惑怎么办？*好的办法是中央领导讲什么让全国人民知道，让外国人知道。我们提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这8次座谈会的现场录制下来，然后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广电部马庆雄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改，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人民应该有知情权，所以你要让人民知道。这一下子人大又翻过来，说可以。但谁来定稿？说广电部负责，出了问题打广电部。后来我们找了三个人，一个副总编，一个是外县的副局长，一个新闻局局长，三个人当顾问。因为还有新华社传回来的，看哪些不合适，两边一对，就编了。结果一下子连续8天，每天这么播，引起了极大轰动。
我们心里想这样行不行？一直到3月12号植树节，领导说这几天是电视热，记者招待会，很好。那次震动很大，实际上我知道我们冒得风险很大。
记者：有没有打“擦边球”的问题？
杨伟光：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一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还有记者问他，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你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有何评论？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当时，这在全国影响很大。
记者：对电视新闻的改革，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杨伟光：我是1991年底担任台长，1992年我就把第四套节目开设起来，原来只有三套节目。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是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他说你考虑考虑。
当时以我的思想，这个提议当然符合我的想法，我一直认为新闻应该是电视台的主体。当时中央电视台存在两大争论点：电视台应该是以新闻为主体还是以文艺为主体？所以当时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新闻是骨干，是主体，这个要明确，虽然每天播出的时间不一定*多；一个就是你是新闻单位，新闻节目必须增加，这个也要明确。对热点问题，我们也有些经验了，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但《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我想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要求来做的。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文件，里面把这个写到了。就是新闻媒体要找热点，找工人、农民、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来平衡心态，解决一些矛盾。这么一出来以后，从我的心态上讲，很希望这样做。现在给了这个口径，我认为可能对以后是个机会，是个机遇，是抓住它还是怎么办？当时决定还是抓住它，首先作为新闻单位的定位，先搞起来。
那年3月1号，**次由每天四次新闻变成了7点、8点、10点、12点、14点、10点、18点、19点等整点新闻，前后共12次。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当时情况是这样，整点新闻节目搞起来后，还要策划一个栏目，实际上是现在《东方时空》这个栏目的*初策划。结果他们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开始并没有送到我这儿，而是送到沈纪那边。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样说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所以你们不要搞了，回去再多出几个题，拿给我来看。他们回去后又出了至少十几个题目，见里面有一个“东方时空”，我圈了一下，说就这个吧。因为当时看到“东方时空”，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好，“东方”象征着东方的文化，“时”是一种历史感，一种厚重感，“空”是无限的开阔，保有量特别大。这样就定下来了。结果根据这个名字做的片头很成功，这些不是我的功劳，都是他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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