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 重建“巴别塔”，打开理解的“封印” 作者：胡继华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558-2 定价：58.00 出版时间：2015-08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这种“终极不可能性”，以及追求它的空前激情，使解构论获得了一种诗学的品格。谈论解构的诗学，表面上看十分荒唐，因为解构之道就是破除一切学说体系之道;但是，说解构具有诗学品格，在深层却十二分正当，因为不可能性永远是诗学所迷恋的主题。诗人追逐不可能之物，倾听不可能的声音，去往不可能的地方，表达对不可能之人——全然他者——强烈的欲望和真挚的爱恋。诗学与奇幻，二者生死相依，以至于荣枯与共。这种本质的依恋，根源在于“终极不可能性”。解构与诗学，在德里达那里本来就是一回事，所以他常常说自己的“全部主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往返于文学(诗学)与哲学(解构)之间”。诗学的空间与解构的空间一样，人们在这个空间“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逃脱禁令”。[3]而逃脱禁令就是“僭越”，不仅是僭越，而且还要无限地僭越，执着地、冒险地指向“终极不可能性”。至此，我们不妨直截了当地指出，解构就是一种不可能的诗学。[4]这种诗学并非解构论者德里达的专利，《圣经》所载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的忧伤，便是这种渴望与神圣沟通而抵达不可能性极限的源始情境，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之中呈现的心灵危机也就是确定性丧失之时遭遇不可能性的极端情形。德里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这种“不可能性”断送了一切关于确定性的虚妄，从而将思想的僭越推向了不可能性的边界。

　　巴别塔的传说就表达了思想僭越而抵达极端所遭遇的巨大悖论，其构成双方就是神圣和变乱。神圣代表同一，普天之下，言语莫不归一;四海之内，无不实至名归。而变乱表示差异，由于上帝不满人类的狂妄，而使他们言语不通，自说自话，在离乱之中奔走而饱经忧患的折磨。世界万物，其名称无不来自上帝。上帝作为万物之名的来自，当然就是神圣的父，上帝之名也就是众多言语之源。命名权永远归于圣父，他的名是万山之总脉，众水之发源。但是，也就是这个给予世界万物以名、给予这个世界以实的上帝，在一怒之下摧毁了人类的言语天赋和沟通才能，使言语陷入了混乱，在后代中播下了紊乱的种子，遗害无穷。在巴别塔化为废墟之前，挪亚伟大的后裔努力建造自己的帝国，试图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变为宇宙的语言，经天而又纬地。但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言语之后，纯净的语言帝国一去不复返，只有各种各样的部落方言和各自神圣化的母语了。上帝惩罚挪亚后裔的理由之一，仿佛就是他们一心追求同一而试图剪灭差异。

　　东海西海，四海不同，挪亚的后裔凭什么将自己的王国和语言提升到宇宙谱系的位置?凭什么建立通天之塔和上帝之城，用自己的语言为宇宙命名?僭妄即虚妄，虚妄泯灭了谦卑，幻想一种话语成为宇宙的中心，这是上帝也不能宽恕的罪孽。所以，人们常常说德里达的解构就是摧毁“逻各斯中心论”，但反对“逻各斯中心”远远不是德里达思想之魅力所在，远远不是解构论的神韵之源。巴别塔的故事清楚而明白，提示了人类语言形式、道德形式和交往理想的虚妄性，启示了宇宙全体、万法归宗、四海同一就是终极的不可能性。只要人类还在贪求通天贯地的权威，只要人类还执迷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遍真理，神圣的警钟就绵延不绝，上帝的惩罚就与人类同在。

　　三

　　解构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风靡学界，德里达亦驰名天下，但他所提示的“不可能性”，以及对于这种“不可能性的激情”，一直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其实，解构之学，关乎人间与神圣，提示了人类的悖论甚至是绝境的经验。其言辞令举世震惊，其学理却来自于对人类近三千年生存实践的历史反思。人类一直在延续着挪亚子孙的霸业，总是一心寄系同一，而希望灭杀差异。古典的实体形而上学的封闭，乌托邦的虚构，近代理性主义的盲目乐观，技术科学的机械自信，浪漫主义的伤感自恋，现代和后现代的虚无绝望，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径，如此等等，无论是黄金梦幻还是黑色深渊，无非都是人为牢狱，作茧自缚，把自己置于一个虚妄的中心位置，而对他人的面相视而不见，对他人的声音充耳不闻。执迷一己，昧于他人，殊不知这一切都必然遭遇到“可能性”的大限，“不可能性”如同幽灵日夜徘徊在生命左右。可能性，同一性，乌托邦，普遍道德形式，理想交往情景，以及包含在诸如此类虚构之中的权威和中心，无疑都是壮观美丽的巴别塔，但是其中一定隐含着残酷罪恶。既要保留壮观美丽，又要避免残酷罪恶，这怎么可能呢?

　　一剑双刃，爱智的哲学家如何将之为己所用而不至自伤?德里达宛转迂回，但执着地为人类的理想生命形式觅路而行。他的策略是：既保留神圣，又肯定差异，在差异游戏之中保留神圣渴望，这样就持存了神迹的美丽，又回避了悲剧的残酷。受到本雅明的语言观念的启示，德里达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语境中以解构论为视野审视和重新阐释了《圣经》所传的“巴别塔”故事。他说，“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语言混乱的起源，习语不可简约的多元性，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作为不可能的必要性。”[5]巴别塔的毁灭，就是同一性虚妄的破灭，从此以后那种净化部落方言、使众多言语归根于人类母语的梦想就如云烟消散。再也回不去了，那语言的伊甸园!诗歌就是面对这一终极不可能性的呢喃与叹息，信仰就是朝着这一不可能性深渊的冒险跳跃，哲学就成为冲撞这一不可能界限的心灵战争。巴别塔之后，“差异”因变乱而生，并成为生命存在的源始明证。

　　夸张地思考“差异”，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风貌。但是，“差异”的思想在西方文化历史上却源远流长，“差异”的踪迹散播在犹太——希腊——基督教复杂的文化脉络之中。怀藏一本《圣经》浪迹天下的犹太人，早就把他们的文化精神铭刻为“差异”：“断裂在你的核心”。犹太人的圣经是破碎的圣经，神圣的碎片之中“差异”催生了悲剧的诗歌和言语的权力，并诱惑了文本的冒险。而巴别塔的故事则形象地启示我们，上帝因他辖下的万民建造巴别塔而一怒之下使天下言语变乱，从此语言不通，交流无从，这是一种被张扬到极限的“差异”。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残篇之中已经说到了“存在是一”，但这个“一”是自我区分而又自我和谐的“一”。同一和差异本来彼此蕴涵，如此哲思已经明白如话。巴门尼德的哲学诗篇以“存在”和“非存在”来区分真理的两条道路，以这一分际为基础，方可理解光明与黑暗、实在与虚幻、真理与谎言之间的差别，以及一切体现在语言和思想之中的“差异”。在《智术师》(Sophist)中，柏拉图重构了巴门尼德真理之路上的“差异”观，试图调和“非存在”与“存在”，把流变不息而又缺乏确定性的现象与永恒而又自我指涉的理念协调起来。在《蒂迈欧》(Timaeus)中，柏拉图进一步以确定的“一”(Oneness)和不确定的“二”(indeterminate Two)来克服理念论哲学的内在悖论，一方面维持“同一”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拯救了“差异”。肯定同一的优先性，但并不否定差异的权力，这种思维取向也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中。亚里士多德把对立定义为差异形式，而把差异定义为“他者性”(Otherness)形式，把“他者性”对立于“同一性”，把同一性定位在源始“整体”范畴下，“整体”又被等同于“存在”;反之，“他者性”被置于源始的“多元”范畴下，“多元”又被等同于“非存在”。尽管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力求将“差异”作为一种基本要素涵盖在对立范畴构成的确定体系之中，从而表达了对“差异”的关注，但是，“差异”在逻辑上却服从于同一，在体系之中被剥夺了优先地位。希腊形而上学的基本思维取向，以及支持着它的二元对立范式，构成了对西方文化的强力主导因素。“差异”从属于“同一”，“差异”必须被扬弃于“同一”之中，“差异”最终必须与“同一”和解，这种情形在哲学历史之中反复再现，甚至还体现在黑格尔这位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的体系之中。黑格尔开始说精神永远只能在支离破碎之中获得生命力，但他最后说绝对精神的实现就是对“差异”的扬弃，冲突的和解。由此可见，“差异”是哲学体系的起源，思维活动的前提，但在西方文化之中却被哲学体系压抑了。“同一”窒息“差异”，这是一种存在论的暴力。巴别塔竣工之日，就是帝王文治武功成就之时。“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但话语的花朵随着“逻各斯”霸业的完成而萎落了英华，唯一的颜色主宰了“伊壁鸠鲁花园”。“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庄子·齐物论》)，这方是天籁之声，自然之道。如若众声归一、万物缄默，那么就一定是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可堪哀叹，能不忧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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