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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能力的博弈——李开复离开微软的真实原因？

2005年7月19日，正在带薪休假的44岁的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闪电跳槽，火线加盟，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老牌软件巨头微软高管到互联网新霸主google领军人物的跨越。
李开复为什么要离开微软？

李开复离开微软加盟google是为了得到权力

在李开复的官方网站里，提到他离开微软加盟google的理由：想为中国做一些事情，其实，李开复离开微软的真实原因远不止这么简单。一个事实是，原本在中国呼风唤雨的李开复博士，在2000年被提升为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后反而有些落寞。虽然李开复在微软的职位不低，但他一直没有进入核心业务领导层。其自然交互服务部门，多少是一个基础性研究部门，而不是应用部门，这显然不是李开复的追求。
在微软有100位全球副总裁，其中拥有决策权的大概也就20位，剩下的80来位其实是一种“部门经理”的角色，李开复的地位属于后者。而且对于微软中国的运营和研发，李开复是一无经费，二无职员，更没有决策权。李开复在美国法院作证时甚至说，自己在这方面只是一个光杆司令。
在微软中并没有多少权力的李开复，他离开微软是迟早的事，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微软商业机器中已沦为一个“齿轮”，他对微软中国生意提出的建议多数被束之高阁——最惨重的伤害来自于李开复与比尔·盖茨的一次争吵，当时盖茨也许无意中还动用了类似“fuck”这样的美国国骂，他说“那是我职业生涯的最低点”。
所以当李开复回应被任命google中国负责人的消息时说，他现在非常期望返回中国，开始新的工作生涯。中国，显然成为李开复心目中权力的施展之地。

权力失衡已成了微软的软肋

一本名为《公司权力》的书，前不久摆上了书店货架，这是一本具有揭密公司权力内幕性质的图书，对国内著名的国企和民企如中海油、联想、华为、tcl、娃哈哈等权力之争进行了揭披，许多事件鲜为人知，书中对微软（中国）的高管们的“走马灯”是这样剖析的：
外企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外企的权力分配更加复杂微软，在高群耀时代，大中华区与中国区的矛盾就已经非常激化——高群耀引以为豪的“上海政府采购项目”，在向总部汇报的过程中，被大中华区贪功而去。到了唐骏时代，完全笼罩在唐骏的光芒下。正是因为唐骏的强势，使得大中华区与中国区的矛盾更加尖锐。
杜家滨离开微软后，吴士宏升任微软中国第二任总裁，吴曾极力主张微软的本地化策略，并希望将这种声音传递到总部。但是，她首先要通过大中华区总裁罗迈克，由罗迈克再将她的想法汇报给当时的亚太区总裁，之后亚太区总裁再反映给主管市场和销售的微软副总裁，经过中间几个层面，吴士宏的声音几乎被淹没，而总部也得不到最真实的来自中国市场的意见。于是仅仅上任15个月，吴士宏草草挂冠而去。
唐骏的上任就被称为微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势的总裁，微软中国形象大大改善，但是微软很快就派来了一位更强势的“大中华区老总”——陈永正，这次的官衔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ceo)”。唐骏的一些权力也被削弱，对此，唐骏很有些无奈，“如果想在微软中国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是工作的需要。陈总是全球副总裁，而且是大中华区ceo。他拥有这种‘切蛋糕’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唐骏不得不“正式辞职”。
这些派系之间势力彼消此长，各具优劣，谁也无法一统江湖。权力的失衡让微软在中国一直“水土不服”，难以进入状态，权力失衡成为了微软的软肋。微软一方面想在中国做大，另一方面又不想给高管们过多的权力，以防权力过大难以控制。
　　《公司权力》中有一段关于公司权力之争的话非常经典：请保姆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太太轻松一点，是为了把家务料理好一点，但是如果这个保姆当了三天保姆之后也想当太太，那么，原来的太太还不如自己辛苦一点，就不要请保姆了，免得出事——这正是微软对待中国高管们的心态。

公司权利 作者简介

李朝曙，深圳市管理咨询行业协会－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中国企管名家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五星级管理协会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咨询业商会发起人之一、国家人事部中国职业经理人认证办公室深圳基地副主任、湖南经济电视台MBA大讲堂总策划，深圳MBA联合会顾问、全球慈善机构－国际狮子总会深圳３８０区华富狮子会创会联谊主席，深圳市创卓越企业策划机构总经理、首席顾问、五星级管理专家。
李朝曙曾任《深圳特区报》企业家俱乐部主编，《深圳商报》、《深圳都市报》、《经理人》、《商界名家》、《销售与市场》、《民营经济报》、《计算机网络世界》、《培训》、湖南电视台信息中心、等多家媒体特约记者、专栏主编、湖南经济电视台MBA大讲堂总策划等职。曾创办《企业家学习俱乐部》，主办了百名企管名家公益论坛，为数以千计的企业家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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