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韦伯的观点之后，作者对企业家精神在欧洲和日本的动态变迁做出了富有大历史感的梳理，并指出在时代精神转型中传统文化之积极因子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论述欧洲变迁时作者指出：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欧洲选择的并不是摧毁作为社会道德力量的宗教，也没有打倒骑士道，而是有力地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巧妙地实现了骑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确实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
　　作者对日本企业家精神形成的研究是深入而全面的，日本现在被视为西方国家，但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又主要的来自于中国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向企业家精神转型的积极因子又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合理谋利”（孔子）、“恒产恒心”、“产权界定”、“分工”（孟子）、“创新”（《大学》）等积极因子，皆早于西方千年以上。在宗教层面，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了类似千年后加尔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家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他们主张“农禅”，不涉生计的宗教得到彻底的世俗化。
　　至此，可以解答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备能够产生企业家精神的积极因子，但遗憾的是，由于文化中不积极的因子过于强大，制度层面也有重重阻碍，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转型并不顺利。作者指出：
　　再好的因子(种子)，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也难成就参天巨树。
　　
　　问题三：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和壮大还有哪些文化、制度层面的阻碍？
　　
　　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薄弱和企业家精神的缺乏是一个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轻商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形成了束缚：西汉以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的因子被弘扬，而体现在儒学中的原始商业精神的因子被偷梁换柱地贬弃了。于是，中国社会上就有了无商不奸的观念，这个观念仿佛形成一个“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群体的涌现，这和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情况一样。
　　作者对传统文化中商业“图腾”（财神）的新发现也颇有意味，财富的象征“财神”是代表“义”的关公。而关公是武人，战争从不创生财富，只是造成财富的大转移。在传统文化中隐含了对创业的忽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官为正道，务农为本业。在主流文化对商人的打压下，商人自身似乎也只是以经商为“术”，以为官务农为“道”，经商赚取的利润不是更多地投入再生产，而是培养子孙读书以求入仕，购置田产以固本，捐官以换取身份认同和政治保护。享誉历史的“晋商”、“徽商”莫不如此。
　　 尽管如此，作者对传统文化中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因素并没有一丝悲观。作者指出，在时代精神转型时期，政策和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点，令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大发展，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其共同特征都是国家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换句话说是政府减少干预，赋予人民谋利的自由，保护财产的安全以及减少赋税的负担。尽管好景不长，市场经济的萌芽往往被政治统御的需求扼杀，但以现在的眼光看，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绝缘的历史。
　　 作者认为：历史上的轻商文化，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和制度上的强化以及利益上倾斜有关。我认为，这个对历史的观察和判断，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问题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时代特质是什么？
　　 两年前，我偶然见到左鸣先生手书的一副联语：士大夫操守、企业家精神。当时感觉心中一震，但还不是很明白二者的联系。在本书中有了答案。士大夫操守指的是：儒家倡导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心态，那种“家”、“国”一体的观念，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精神，那种为民族大义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的气度。而当代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了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优秀因子，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 的崭新时代伦理，并由此构建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
　　 “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起来是同构的，但内涵是不同的。其中，“修身”一词文字相同，后者的修身是依照儒家伦理标准，实现个人的人格完善，而这种人格完善的标准都一条条地藏在四书五经里面，所以古代用科举筛选做官的人才，所有的题目都必须出自这些经典，应试者的答卷能够反映三个信息，第一，他是否深刻理解和熟练应用经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多年的学习会强化这些伦理信息，即修身的标准；第二，他的智商如何，这有点类似公务员考试（当然比公务员考试难，所以科举中试是直接做官的，而公务员考试是直接做吏），行文的逻辑性和运用文字的能力能较好反映这些信息；第三，他的见解如何，这是看他有没有能力担任官员。如果都合格，就到了“治国”这一步，为皇帝分担治国的责任，士大夫的经历就开始了，如果事业有成，就可以达致“平天下”的高度，生可以入凌烟阁，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名留青史，荫及子孙。如果不能入仕，退而齐家，以农耕为本的家乃至家族也是儒家社会的典型基本自治单元。所以，“修齐治平”的主线是入仕，追求的是政治抱负，核心点在“治国”。我们再看看作者提出的新的时代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特质：“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我认为其核心点是“兴企”，意思是创业、经营管理好一家企业，取代了“齐家”和“治国”，做好企业，可以“报国”，这是精神层面的，可以“富天下”，这是物质层面的。除了核心点的区别，更主要的，依照我的理解，“修齐治平”存在着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而“修兴报富”中，除了从“修身”到“兴企”有一层递进关系，而从“兴企”到“报国”和“富天下”之间就没有递进关系了，做好企业，就是报国，就是富天下。作者特地提出报国和富天下，是强调了兴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依法经营的企业才是社会的关键组织单元，解决就业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逻辑，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运用每个人的知识，这就是报国；满足社会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得合理而丰厚的利润，依法纳税，税款用于公共财政再分配，提供公共服务，这就是富天下。此外，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并不是依据财富榜或者500强来衡量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是企业家的普世伦理，将引导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企业不论行业、不论大小、不论国有还是民营）实现他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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