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开始纪录片创作的佟立，因为一直在体制内拍片，作为个体反而被淹没了，直至她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荣获亚洲电视奖*佳纪录片，她才开始被更多的业内外人士熟知。而一些女电影导演也在关注纪录片，宁瀛拍摄了《希望之旅》，彭小莲与小川绅介合作完成了《满山红柿》，以惊世骇俗的纪录片《女人那话儿》敲开香港电影界大门的黄真真，更是以纪录片起家走向了娱乐电影。当然，也有曹斐这样从美院走出涉足纪录片的，她的《三元里》是国内女性纪录片中的一个另类。
正是这样的一群女性，构成了中国纪录片领域女性导演异彩纷呈的完整画面。
纠缠的生命体验
对于女性纪录片导演而言，生命的体验往往成为她们*初拍片的直接动机。细细分析，大部分的女性导演往往是因为自己内心纠缠的东西而拿起了摄像机，这在李红、杨天乙、英未未、唐丹鸿、王芬的作品中都有着清晰的表述：那种对于抹不去的生命底色的沉迷和欲罢不能，她们试图诉求，她们试图剖白，她们试图了断。女性导演直觉地对准自己心底*隐秘的部分，这些不可替代的情感体验往往是女性内心*真实的部分，而这种体验的表述方式往往带有诗意或散文式的喃喃自语和日记书写的色彩。
其实，对于李红，《回到凤凰桥》*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一个经历苍白的城市女孩，对一种迥异于自己生活体验的另一种让她震惊的生活的非常规体验。就像李红自己说的，拍这部片子，我为的是我自己。对于李红而言，她的没有任何挫折的生活让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那么通过拍摄几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女孩，亲历别人的生活让她真正地活了一次。这个意义对于李红是巨大的。
对于唐丹鸿，童年时父亲留给她的噩梦，像一片浓重的底色，渗透在她生命的深处，她难以逃脱，直至患了抑郁症。勇敢的唐丹鸿，在《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里，大胆公开了纠缠她已久的童年经历，把激烈质疑父亲对她殴打的过程作为“一个清理的过程”。唐丹鸿说，拍摄这部纪录片就像是做了“一个病理切片”；翟永明说，她就像“挤疮里的脓水一样”要挤出父母和自己身上的黑暗和无情，并咬紧牙关要让世人看到这一手术过程。清算父亲，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对于唐丹鸿是另一种痛楚，唐丹鸿称之为“为了解脱的折磨”。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直面痛苦、与痛苦了断的开始。
成长经历和家庭关系对女性纪录片导演创作的影响，在杨天乙和王芬身上体现得更为直接。家庭的破碎和家庭关系的扭曲，是她们的生命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王芬试图通过《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解开许多年来纠缠在心中的结：为什么父母会那么痛苦地生活在一起？杨天乙的《家庭录像带》更像一部伯格曼式的室内剧，它让每个观者感到了疼痛。对于杨天乙，当年父母离婚的真相是一个谜，而家中的每个人心里藏着各自的谜底。其实探寻到真相与否已经不重要，无论杨天乙在《家庭录像带》中是否解开了这个谜，父母的离婚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她现在的生活——她在自己婚姻面前的茫然。
毫无疑问，女性纪录片导演这种直面自己、直面情感的行为，大大地冲击了许久以来形成的那种强调关注社会群体、注重意识形态、讲究意义深远的纪录片创作，也大大冲击了男性纪录片导演那种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话语权的“虚伪”。尽管大多数的男性对这些女性导演的作品采取了一种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的态度，却仍然难以阻碍她们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史中被书上重彩的一笔。其实，在这些看似个人、看似隐私、看似琐碎的表象背后，蕴藏着永恒的大命题：生命与爱。这些活生生跃动的生命，这些生命中*真实的痛楚，怎么能够被漠视7
烂漫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是女性纪录片导演身上另一种浓重的色彩。在她们的作品中，往往呈现着她们的人生理想，向往中的，期待实现的，不能实现的。那可能是对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憧憬，那可能是对一种未实现的某个梦想的延伸，那可能是由生长的年代而赋予的一种责任。虽然理想主义的结果常常是虚妄，但对理想主义的追寻往往成为一种不可估量的巨大动力。
读大学时的季丹去了一次西藏，在那里，季丹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宗教给了她**次的感受，很大的一个东西。这一次的经历成为许多年后她再次到那里寻找理想主义精神的本原。
对西藏近十年的关注是季丹的一次浪漫的追随，而在这次追随中完成的纪录片似乎成了副产品。《贡布的幸福生活》，是季丹心中的天堂，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在被季丹称为“看着舒服”的这一家人身上，季丹寄托着她的远离现代文明、回复田园生活的理想。季丹说，如果幸福的生活代表着和平与满足，如果幸福的生活意味着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及内在的平静，那么，贡布是幸福的。这是季丹眼中理想的幸福状态。
在日本攻读过经济学博士的冯艳，曾经的理想是做学者，在遭遇纪录片之后，冯艳的人生峰回路转。冯艳对三峡近十年的关注，拍摄了纪录片《长江之梦》和《长江边的女人》。这似乎又是冯艳心中学者梦的延伸，她试图用她的知识背景来解释眼前发生的现实，然而，正如冯艳自己所说：“我所接受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给了我很大的干扰。我庆幸自己坚持下来，这当然要归功于和我的主人公们的相遇。如果没有那以后的几年的共同生活。我恐怕到现在为止还对中国农民抱有偏见。随着我越来越深入他们的生活，我对他们的感情从不解到同情，又从理解到产生共鸣，到肃然起敬，产生了质的变化。”残酷的现实让冯艳领悟到：人类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总是以失去精神的东西为代价的。
佟立，非常鲜明地扛起了一面社会责任感的大旗，这可能与她长期在主流媒体工作有关，但也一定与她的成长经历与她们那一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有关。佟立关注的是一个个与政治、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主题，她说：“我觉得我的片子应该对社会发展有用。特别是我的片子在社会上反响这么大，而且你真的看到因为它的存在改变了社会的某些情况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选择特别正确，那才真是*幸福的时候。”在佟立看来，她是把纪录片作为一种载体，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就是社会责任感。
DV与私人性
英未未在拍完《盒子》之后感触颇深地说：“DV是对女性的解放，确切地讲是对女性导演的解放，双手被解放然后是心灵被解放……自由无处不在……那种自由感让我觉得我是一只小乌，我可以飞，而DV就是我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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