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修炼，一些书商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水准超过了许多读书人，以至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
正是由于古旧书业的特殊性，产生了多位书商中的目录版本名家。北京的琉璃厂乃是中国古旧书业*著名的集散地，在民国年间，文禄堂主人王晋卿、通学斋主人孙耀卿及邃雅斋主人董会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因为这三位的字号中都带一个卿字，故被业界尊称为琉璃厂“三卿”。这其中的孙耀卿就是《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而他所编纂的这部书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清代出版物的**书。对于旧书店主在这方面的勤奋好学，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写道：“古书店的主人多是学徒出身，尽管读书不多，但由于经常与书打交道，用心钻研，大都精于版本目录学。有的还博学多才，著书立说。不仅与专家、教授有共同语言，很多还是要好的朋友。书店的经营作风多数是规矩的，对待客人是诚恳的，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琉璃厂的一种好风气。”
虽然古旧书业有如此的特殊性，但毕竟贩书也是一种商业经营，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书是特殊的商品，购书之人大多是学者文人，书商赚取这些人的钱显然会令这些人不满。比如周越然在《余之购书经验》一文中称：“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
“书估”即是书贾，将书商称为书估究竟是褒是贬，周越然在文中解释了他的观念：“‘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估’，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在周越然的观念中，书估是句骂人话，但他也说，大藏书家黄丕烈遇到好的书商就会将其称为书友，遇到坏的书商就会将其称为书估。由此可以品出这样的概念：其实书商跟任何行业的经营者一样，都是有好人有坏人。正如黄丕烈，他既是藏书家又是一位书商，如果他把书商都视作坏人，那他将如何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黄裳在《访书琐忆》中并不认为黄丕烈经营书就变成了坏人：“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
黄丕烈给后世留下的*大遗产就是他写的那些书跋，他的书跋被后世搜集在一起编成了《荛圃藏书题识》一书。因为黄丕烈在生前并未将他所写之跋留底，故后世只能从各种书中将他的跋语摘录下来。黄丕烈的跋语书写方式别有生面，对于这些书跋的价值，傅增湘在《思适斋书跋序言》中给出了如下的高评价：“荛圃当乾嘉极盛之时，居吴越图籍之府，收藏宏富，交友广远，于古书板刻先后异同及传授源流，靡不赅贯。其题识所及，闻见博而鉴别详，巍然为书林一大宗，举世推挹之，宜矣。”
看重黄跋者绝非傅增湘一位，黄跋的搜集也逐渐成为了一场运动。大约在光绪二年，潘祖荫就搜集到了80篇黄跋。到了光绪十年，缪荃孙继潘祖荫所辑之后，又从各处抄得黄跋两百余篇，刻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此即初刻352篇，署名为潘祖荫辑。此后缪荃孙继续搜集，将所得录为两册，江标借去其中一册，在湖南刻成《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二卷》，其中收得黄跋70余篇。因为江标借书时并不知道缪荃孙还有一册，故缪荃孙又将江标未刊的那一册于民国元年以铅字排印方式刊于《古学汇刊》**集目录类，收得黄跋50篇，命名为《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到了民国八年，缪荃孙复从乌程张氏、刘氏、松江韩氏、海盐张氏抄得若干，章钰、吴昌绶又补辑若干，再加上之前三次刊刻，共录得黄跋622篇，编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且附《荛圃刻书题识》。后来王大隆又辑刊《续录》四卷，收得黄跋117篇，以及《再续录》三卷，收74篇。而几乎同一时期，又有李文所辑《补录》28篇。可见，黄丕烈的跋语在书界极受重视。
然而有人却说，黄丕烈在书中写这些跋语，其目的乃是为卖书作准备，这不过是一种广告行为。在这个问题上，黄裳秉持相反的立场：“不过我觉得这种指摘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黄裳先生的所言甚有道理，因为黄跋中有不少记录了买书时的价格，以及他所得到的该书有如何的缺点等问题，这显然违反了广告业的规则。反过来说，如果黄丕烈写书跋是为了给卖书作准备，那当然要把该书写得全是亮点，即便该书有明显的缺憾，那也应当像鲁迅在《人生论》中的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既然并非如此，那么把黄跋视为广告的这种说法，显然有小人心和君子腹之辩。
既然黄跋不是售书广告，那么跋语是否能够兼顾这样的作用呢？至少黄裳认为这种猜测能够成立，他在《访书琐忆》中直言：“真的把题跋、目录作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孙。”这句话指名道姓地点出恰恰是汇编黄跋的缪荃孙做过这样的事，对于其具体做法，黄裳在文中说：“缪荃孙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地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版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孙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版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晚清民国间，有些旧书店开始印刷售书目录，而后寄给潜在的买家。黄裳认为，开此先河的人物是缪荃孙。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古旧书业原本就是一门生意，既然是商业行为，做广告不但不是错，反而是一种正常的营销手段。到如今，广告公司遍地，然绝无人指责做广告是不光彩的一件事。虽然中国一向有重文轻商的传统，但古人做广告似乎也并未受到社会的非议。而缪荃孙的这种行为受到非议的原因，依我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给自己的书做广告，而是他在遮掩，这种不坦荡让人颇感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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