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权势的扩张，胡惟庸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胡惟庸的乡土观念极重，他本来是利用乡土关系给李善长行贿而由外放调任京官的，独专省事乃至任相之后，更利用乡土关系巴结拉拢淮西将臣。他不仅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成亲戚，还力图与另一同乡徐达结好。徐达鄙薄他的为人，未予理睬，他又贿赂徐达的看门人福寿，“使为间以图达”。这个看门人向徐达告发，“达亦不问，惟时时为上言惟庸不可过委，过委必败”（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徐达》）。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便乘机拉拢，结为死党。濠州人、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擅用驿马，被罚到山西代县捕“盗”；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沉溺酒色，被罚到西北招降蒙古部落，又无功绩，受到朱元璋的严厉切责。胡惟庸遂“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对于非淮西籍的臣僚，胡惟庸也设法加以笼络，拉到自己一边。高邮人汪广洋与胡惟庸在中书省同事多年，后来又同居相位，即受胡惟庸拉拢而成为他的同党。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即指出“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但由于《昭示奸党录》今已不存，其结党细节今已无法弄清。湖广茶陵人陈宁，元末做过镇江小吏，后投奔朱元璋，累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二年坐事出知苏州。此人有些才气，但性特严酷，人称“陈烙铁”。寻改任浙江行省参政，未行，经胡惟庸推荐，召为御史中丞。后升任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及居宪台，益尚严酷，“上切责之，不改。其子孟麟，亦数以谏，宁怒，杖之数百至死。上深恶其不情，尝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宁闻之惧，遂与惟庸通谋”（《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陈宁从此成为胡惟庸帮派的一名核心骨干，并拉了同在御史台共事的中丞涂节入伙。对于不肯附己的非淮西人，胡惟庸则极力加以排挤和打击。江西金溪人吴伯宗洪武四年廷试**，中进士，朱元璋特赐袍笏，授礼部员外郎，与修《大明日历》。胡惟庸派人拉拢，欲其附己，“伯宗不为屈，惟庸衔之，坐事谪居凤阳”。后来吴伯宗上书论时政，“因言惟庸专恣不法，不宜独任，久之必为国患”（《明史》卷一三七，《吴伯宗传》），才被朱元璋召回。
　　胡惟庸还大肆贪污受贿。吴元年之前，他在地方任职，先是做了七年的正七品知县，再做了二年的正六品通判，而后做了一年正五品的按察佥事。当时由于战事频繁，经济凋敝，财政十分困难，国家根本发不出官俸。在攻占应天之后，文官拨付职田，召佃耕种，收取田租作为俸禄。估计从职田上收取的租米除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外，仅有不多的盈余。他能一下子拿出“银一千两、金三百两”或“黄金三百两”这样一笔巨款向李善长行贿，表明他为官并不清廉，不是向百姓横征暴敛，就是贪污公帑，收受贿赂。独专中书省事后，各地想升官发财的官吏和失职的功臣武夫纷纷投靠胡惟庸，争相给他送金帛、名马、玩好，多至“不可胜数”（《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后来胡惟庸案发后，有人告发他“赃贪淫乱，甚非寡欲”，说“前犯罪人某被迁，将起，其左相（胡惟庸）犹取本人山水图一轴，名曰夏珪《长江万里图》”，朱元璋命人查验，果然在胡惟庸的赃物中找到了这幅《长江万里图》（《明太祖集》卷一六，《跋夏珪《长江万里图》》）。
　　胡惟庸独相数年，利用乡土关系拉拢淮西勋贵，和他的门下故旧僚佐结成一个小帮派，仗恃李善长的支持，骄横跋扈，专恣擅权，“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甚至“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在明代，龙凤纹饰属皇帝专用，玄、黄、紫三色也为皇家专用，官吏军民的衣服帐幔均不得使用。“凡帐幔，洪武元年，令（官民）并不许用赭黄龙凤文”（万历《明会典》卷六二，《礼部?房屋器用等第》）。胡惟庸这一举措，表明其政治野心已膨胀到了极点。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突破当时礼法制度的底线，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不能容忍的。他的末日，很快就到来了。
　　朱元璋原先乡土观念也极为浓厚，他不仅主要依靠淮西将臣打天下，还想依靠淮西将臣治天下，故而有中都的营建。但是洪武八年中都营建工匠的“厌镇”事件发生后，他即决定抛弃乡土观念，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任用五湖四海之能士。与此同时，随着自己逐渐坐稳龙椅，朱元璋开始思谋改革国家机构，以便扩张皇权，强化专制集权，“躬览庶政”。
　　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改置布政司、都司和按察司，将地方的行政、军政和司法大权集中到中央，中书省的权限因而扩大，相权和君权的矛盾更加突出。接着，他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当年闰九月，下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惟李伯昇（平章政事）、王溥（右丞）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只参加朝会而不署事，因为李是投降的张士诚部将，王是投降的陈友谅部将，奉朝请是给他们的一种荣誉待遇）仍其旧”（《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九）。这样，中书省就只留下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丁玉，而丁玉已在当年正月率兵至延安备边，到七月才返回京师，中书省实际上只留胡惟庸在唱独角戏。第二年五月，又令李善长与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又“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九月，擢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又将丁玉调任御史大夫，将中书省的佐理官员全部调空。十一年三月，更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太祖纪》），彻底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一个空架子。下一步，便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撤销中书省，以便独揽大权，“躬览庶政”了。为防止突然事件的发生，十二年七月，朱元璋还将李文忠从陕西调回京师，提督大都督府事，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胡惟庸眼看自己的权势受到抑制和削弱，深感焦虑和不安。他知道，如果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尽付东流。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造反。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条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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