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 本书特色

　　★明史学家陈梧桐教授四十年研究朱元璋集大成之作
　　作者陈梧桐先生是研究朱元璋已有四十余年，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自从出了朱皇帝》等与朱元璋相关的作品。本书为作者四十年研究朱元璋集大成之作，补充了一些新发掘的资料，吸收了朱元璋研究的zui新成果，代表了朱元璋研究的前沿水平。对一些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作者根据史料进行了客观的阐述，很有新意。
　　★与吴晗的《朱元璋传》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陈梧桐先生所写的朱元璋传记，在学界很有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员在《北京日报》以《chao越吴晗》为题发表评论：“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chao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zui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台湾师范在底盘朱鸿教授将陈梧桐的朱元璋传与其他几部传记进行比较之后也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zui高，论者谓其chao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

朱元璋传 内容简介

　　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成为威震四方的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条件下愈战愈强，*后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摧残人才，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震惊朝野，它们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究竟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还是嗜权如命的“权力野兽”？
　　本书为你一一解答。

朱元璋传朱元璋传 前言

　自序
　　“文化大革命”后期，笔者与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于1969年夏被下放安徽凤阳，到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那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中都的地方，明中都的残垣断壁，龙兴寺的离离荒草，明皇陵的秋风落叶，以及民间流传的种种朱元璋逸闻，引起了我的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的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功将告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的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重视并积极网罗、培养人才，却又无情地摧残、扼杀人才；既积极求言、鼓励进谏，有时确也能虚怀纳谏，有时却又顽固地拒绝谏言，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的真相如何，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百孔千疮的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其时“四人帮”尚在台上肆虐，这些思绪很快就被艰苦的劳动所驱散，被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所取代了。
　　在干校待了三年后，笔者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参与中文系的创办和教学。又过了三年，几经周折之后，我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多是由他亲手擘画与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在安徽凤阳同朱元璋有关的各种见闻又在脑海中浮起，更激起我对他的强烈兴趣。我找来史学前辈吴晗的《朱元璋传》仔细研读，并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则又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于是，我在教学之余，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史籍，搜集资料，就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撰写了几篇论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继红编辑找到我家，约请撰写一部朱元璋传。此后，我将所写的16篇关于朱元璋的论文稍加整理，集为《朱元璋研究》一书，交付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动笔撰写《洪武皇帝大传》，于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付梓刊行。书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誉之为继吴晗《朱元璋传》之后的“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1993年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一文，将拙著与其他学者先后出版的几部朱元璋传记做了比较，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
　　同行的肯定，使笔者倍感欣慰和鼓舞，但我心里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对某些史实的描述尚欠具体，有的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洪武皇帝大传》一书的研究基础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例如对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笼统地把它们当作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显然有失偏颇。因此，笔者决定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并调整研究视角，对这部传记重加修订，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此后，我又对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陆续发表9篇论文，并开始动手修改某些章节。不久，因担任系主任工作，杂事繁忙，加上教学、写作任务相当繁重，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后来便中途停顿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看到笔者书桌上的一沓稿子，问我在写什么。我告以正在修订《洪武皇帝大传》，但尚未完工。他很感兴趣，主动提出愿意出版这部著作，嘱我抓紧时间，尽快修订完稿。此时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相当困难，如无出版津贴，一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热情与慷慨，令我深受感动。此后，除日常的行政与教学，我便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补充，先后写出增订一稿和二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些讹误，还修正了某些观点，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大量新的资料，征引的史籍由原著的300多种增至500余种，篇幅也由原著的50多万字扩增至近70万字。由于与原著存在较大的区别，责编将书名改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2005年这部增订本正式推出，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超越前人，把朱元璋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员在《北京日报》以《超越吴晗》为题发表书评说：“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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