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英文化关系上的第一位重要人物，坦普尔视野开阔，他说过那些遥远的民族不但可以提供一种异域生活的景象，而且可以启发对自身的反思。他的意识也是先进的，他讲由于商务往来，各种不同教义、习俗与仪式相互影响，各国人民加强了和平友好的联系，好像变成了“世界公民”。
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何其诱人的理想。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普罗塔克等先哲就有所涉及。英国作家中，培根、坦普尔、约翰逊、艾狄生等都发表过相似的见解。而那多才多艺的哥尔斯密更是将他最初刊登在《公簿》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印行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成为十八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英文学关系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哥尔斯密采用“中国人信札”这种形式，当然并非他的独出心裁。十八世纪欧洲文坛，借用古老的中国题材，注进现实的批判内容的作品有不少。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在不同文体的作品中，借助中国事物，营造浓郁的东方情调（异国情调），针砭社会弊病，形成了他那嬉笑怒骂、犀利机敏的文风。还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尔央斯的《中国人通信》等，都假托中国人（东方人）出游西方，以中国人（东方人）的眼光来观察西方社会，对欧洲文明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
十八世纪的不少欧洲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等大发感想与评论。这一传统在英国文学里延续到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比如十九世纪散文家兰陀就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视察的钦差庆蒂之间的对话，批评了英国社会现实的混乱与不协调。二十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则写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和《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重现了十八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那种乌托邦中国的图像，以此批评西方文明。
这其实也是一种异国情调。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追求的更是这种异国情调。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园林艺术。那时在欧洲各国建造了不少中国风格的园林和建筑。上文提及到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就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他创造了一个词“Sharawadgi”来表达这种有别于欧洲讲究规则对称的美。这个词在艾狄生看来，“乍一看让人浮想联翩，只觉其美不胜收而又不知其所以然”。
    坦普尔之后，艾迪生、蒲伯、约翰逊、哥尔斯密等英国作家都对中国园林艺术给予关注。有一个研究观念思想史的学者勒夫乔伊还提出了一个令文化与文学史学者无法忽视的话题：英国或欧洲的浪漫主义，是否曾受到中国园林艺术的某种启发？他的细致追溯证实了这一点，即欧洲新的浪漫主义审美理想的形成，与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中国园林艺术以及建筑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所谓的罗可可风格。当然，欧洲人并没有学到中国园林艺术的真谛，他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仅仅是摒弃法国古典主义的勇气，其主要表现便是以不对称代替对称，以曲线取代直线，以凌乱对抗规整。实际上，中国的园林讲究的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大自然的无限。移步换景，曲径通幽，这些中国园林艺术的原则和手法，欧洲人并没有学到手。
十八世纪末以后，随着“中国热”的降温，中国园林的影响也随之失去往日的风采。中国园林和建筑是在中国文化被欧人更加了解之后才贬值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被西方以武力逼迫得屈服的时候，欧洲人心目中的乌托邦消失了。中国园林的热潮很快过去，人们甚至为过去如此迷恋这个孱弱的民族而感到奇怪。中国园林没有变，变化的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借助于科学技术而蒸汽动力应用于制造业和海轮运输，从而造成了自从农业发明以来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最大改变。这样随着西方商人与旅行家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的理想主义报道即被忽视。商人们只对贸易和赢利感兴趣，向东方和中国索求的是财富，从而丧失了对东方文化的注意力。其中，1793年，这一年具有历史意义，法国进入大革命高潮，欧洲近代启蒙文化之自信亦随之达到高潮；同一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满怀希望访华，因遭遇天朝封闭体制拒斥而失败。一年中发生的两件大事，构成欧洲改变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态度的历史性转折。马嘎尔尼使团回国以后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书籍在英国纷纷出版，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人们似乎恍然大悟，那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们渲染的令人仰慕的“理想国”原来竟如此落后、野蛮、腐败，千百年来竟然毫无进步……
所以，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家越来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看作是停滞不前、落后的，而且是顽固抵制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传播的国度。当时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印象极其糟糕。他们用来表达对中国人看法的词一般都是“野蛮”、“非人道”、“兽性”。总的说来，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作家对东方中国的印象不佳，也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借助于鸦片、梦幻、想象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里展示了神奇的异域风情，但在德·昆西那里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作“未驯服的”的“蛮族”看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与霸道之途，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入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狄更斯就通过他笔下人物的口说“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并非总是助长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古典作家的兰陀，在鸦片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宴会上，就曾大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这在当时英人心中是何等的刺耳。当时的文坛领袖卡莱尔则谴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中国皇帝在他心目中是勤劳的伟人，中国的科举取士则为他的文人英雄论作了注脚。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小说家梅瑞狄斯从中国瓷盘上的柳景图案获得灵感启示，创作了其小说代表作《唯我主义者》，将自己个人的巨大精神创痛和哲学研究变形为艺术，以警戒世人，评价时代，并以此说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过程中父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本质。

 5/6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社科图书 学术文化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