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遥远的异国，在与西方文明迥异其趣的古老东方文明中找寻他们自己的艺术理想。王尔德向往东方艺术，并从老庄学说中找到了思想共鸣。然而，这种美好的艺术理想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黄祸论”中，显得非常脆弱。这里，颇值一提的是1893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之时，英国历史学家皮尔逊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反复论述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可怕”，由此促成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谬论的出笼。其间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人入侵英伦的小说。几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作家，如盖伊·布思比和威廉·卡尔顿·道、玛丽·冈特等，涉及中国题材创作时，均怀着极深的种族主义偏见，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而另一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那个“恶魔大天使”傅满楚博士则是坏蛋中国佬的典型。傅满楚形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对华恐惧的投射的产物，影响深远。这一人物还出现在影片、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欧美世界可谓家喻户晓。
不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布战争和义和团事件的历史氛围中，英国作家迪金森则通过其作品表示了对西方文明的忧思和对中华文明的理想信念，从而再现了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关于中国的理想景观，同时也预示着二十世纪的不少英国作家对中国（当然是文化的、历史的、美学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的向往之情。
对东方中国的新一轮希望，以一战的爆发为标志逐渐得到证实。发生在1914—1918年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个沉重打击。
这让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方式，加之一些明智的欧洲人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化，使得欧洲人在孔子、老庄和墨子学说中发现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英国思想家罗素就认为，为了使中国能有机会提供拯救危在旦夕的人类文明的妙方，就必须证明中国文化对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华民族至少也不比西方民族低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是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教训和惩罚，而是对珍贵文明的野蛮摧残。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一些英国文学家、哲学思想家踏上中国土地，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毛姆来中国追寻着古典的荣光，昔日的绚烂，渴求着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迪金森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他来中国后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觉得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之所；怀抱中国梦想终身的新批评家瑞恰慈前后有七次中国之行，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剑桥诗人燕卜荪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奥顿、依修伍德结伴东来，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思考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国文化迷”哈罗德·阿克顿离开中国时觉得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另外，叶芝、卡内蒂等则在中国文化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乔伊斯作品里也有中国文化的“碎片”。 詹姆斯·希尔顿则第一次在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描绘了东方群山之中一个和平、安宁之地——香格里拉（Shangri-la），为西方世界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不管西方作家以何种方式来接近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都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都热衷于把自己的梦想投射到中国。二十世纪西方作家是怀疑和探索的一代，尽管他们因着不同机缘，不同身份离乡远游，但多半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颠覆，出于对“他者”相异性的诱惑和吸引，各各走进了中国，而把中国确认为寄放自己梦想最合适的所在。不过，他们虽然怀着对自身文化的危机感、逃离感，怀着对异国文化相异性的强烈吸引和亲近感投向中国，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和中国“融合”，无法不受自身视野的局限，也难以突破自身文化属性的限制。英国作家是这样，西方其他国家的作家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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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萧统《文选序》，见于《文选李注义疏》，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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