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眼里有如此的中国人形象，当然有其社会历史原因，本书尝试做了详细分析。任何国家对异域形象的看法总是褒贬兼顾的。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往往得自于欧陆，尤其是法国。相对而言，英国舆论主流对中国的评论偏低。不过，如同欧陆作家一样，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也是赞扬者有之，讥讽者有之。两者我们都要做冷静分析。站在现代人立场上看，讥讽批评的往往也有不少精辟之论，当然也有偏见十足的言词，就像上述提到《笨拙》上的那首诗一样。赞扬的又往往出于异国情调的向往。这种文化心理由来已久。我们知道，古典时代的丝绸贸易给欧洲带来了关于中国的新知识。中国通过丝绸这种奢侈品的间接贸易形式，给欧洲人造成中国繁盛伟大的印象。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被称为描述Cathay（契丹，即中国）文化的“大史书”，为欧洲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富裕强大、文明昌盛的信息，这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与震动。
在欧洲中世纪比马可·波罗的《游记》流传更广的是另一本书，即那本写于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曼德维尔游记》，这也是英国作家感知中国文化的开始。曼德维尔的这部《游记》写成后辗转传抄，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编，其风靡程度不让《马可·波罗游记》。虽然此书中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的知识，基本上从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但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他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以为大汗的政治、经济乃至礼貌诸方面，欧洲各国无可望其项背。曼德维尔把关于东方的诱人镜像吹嘘得眼花缭乱：那世间珍奇无所不有的“蛮子国”，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还有那遥远东方的基督国王长老约翰……虽然在此之前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篇“侍从的故事”，已经描绘了蒙古大汗及三件东方法宝，但其作品中的东方还只限于印度。曼德维尔不过是个“座椅上的旅行家”，但人们丝毫不怀疑他那本虚拟游记的真实性。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真实与虚构相连，历史与传奇难分，这是中西初期文化交往表现出来的特性。随着中西交通的拓展，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关于中国著述的刊行，加之“中国礼仪之争”，促使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普遍关注。如果说，在欧洲人眼里，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所呈现的中国是东方的一个富有传奇性、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向往的乐园，那么十七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中国渐渐成为一个富有智慧与道德的邦国。整个欧洲到处可以听到赞美中国的声音。受此种潮流影响，一些英国作家也把中国看作是文明、理性、丰饶的国度，并对之神往和欣佩。在他们心目中，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瓦尔特·罗利爵士曾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最早都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有诺亚本人做导师，乃至今天也是愈往东去愈文明，越往西走越野蛮。”（《世界史》，1614）这种来自东方的文明之光最早展现在英人面前是1599年。这一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得到了一件“装在一只香木匣子里的无价之宝”，那遥远神奇的东方中国一下子直接呈现在英国人面前：中国人注重文学高于一切，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上面”，孩子幼年就“请老师教读书”，仅凭漂亮的文章就可以考中做官。官员的升迁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或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 哈克卢特这部被称为是英国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散文史诗”的 《航海全书》，问世后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随着这部巨著一起流行。
在博学之士罗伯特·勃顿眼中，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可看做是或者概括为一种病，这就是“忧郁”。他在不朽的著作《忧郁的解剖》中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除了勃顿，约翰·韦伯也认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托马斯·布朗则以其医生的科学精神对中国那些精美瓷器的制作工艺详加考订。可以说对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而言，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十七世纪后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1687年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年代。这一年有个南京人沈福宗访问了英国，结识了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并受到盛情款待。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也是这一年，中国的儒家学说从此在欧洲广泛传播。翌年6月巴黎出版的《学术报》上有篇文章讲：“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从那时起，西人普遍关注起中国的精神文化，本书对此做了详细分析。
英国散文名家威廉·坦普尔就仔细读过柏应理等人《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并特别欣赏儒家所主张的“为政在人”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艺术文化，抑或哲学医学等等，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他崇敬中国的孔子，称孔子具有“突出的天才，浩博的学问，可敬的道德，优越的天性”，是“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中国人。”他还特别推崇中国的学者政府，可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钦羡在他的身上臻于顶点，他甚至说中国的好处是“说之不尽”的，是“超越世界其他各国的”，而这些无不出自他那独有的、世界性的眼光。他的那句“从中国一直到秘鲁”，几乎成为十八世纪一般文人的口头禅。连大名鼎鼎的约翰逊博士也倡言：“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二十世纪大诗人叶芝在诗里写道：“从中国到秘鲁的宝座上，坐过各种各样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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