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的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前言|异域文化之镜：他者想象与欲望变形
——关于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考
 
 
葛桂录
 
极西的英伦、远东的华夏，这是一个帝国眼中另一个帝国的斑斓色彩：自飘渺如梦的“蛮子国”，到定格在画屏上的古典中国；从唐人街里的诱惑，到怀抱终身的中国梦想；那凝聚东方灵感的园林与戏曲，激起的何止是对异域情调的讶异？而开放的“文人当政”模式，渊懿的儒道思想恰正成为拯时济世的智慧源泉。距离滋生欣羡，接触深化了解。当两大帝国在十九世纪的苍穹下骤然相对，当两次世界大战惊破西方幻梦，古老的中国文化在英伦几经风雨之后，仿佛紫檀匣中的珍藏，正散发着幽幽馨香……本书将拨开历史的迷雾，聆听那遥远异域关于中国的声音，追寻数百年来中英文化交流的行行足迹。
 
一、约翰牛眼中的约翰·查纳曼
考察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多重复合关系，是研究中英文学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是这种研究的必要前提，又是这种研究的必然深入。通过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梳理，可以展现中英文学与文化双向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中，把握中英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从而揭示出中英文学关系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本书遵循比较文学界前辈的研究路数，具体考察了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接纳与改塑轨迹。
通过对中英文学关系学术史脉络的梳理，笔者关注到那些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如陈受颐、方重、范存忠、钱锺书等，他们当年在欧美著名学府攻读期间，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或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这样的研究课题作为学位论文。如陈受颐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芝加哥大学），方重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斯坦福大学），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哈佛大学），钱锺书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牛津大学）。此外，还有梅光迪、张沅长、周珏良等人也都写有相关文章。萧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编有一本涉及中国题材各方面的英文作品集《千弦之琴》（A Thousand Strings），颇受英国各界欢迎。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著述奠定了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坚实基础，无论是文献发掘整理还是在文本分析探讨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有许多地方是后来的研究者难以逾越的。
同样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学界前贤的研究范围都设定在十八世纪及其以前的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用该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论及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的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试图在前辈开拓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或可称得上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这一课题研究比较完整的一部著述。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一直思考着跨文化接受与民族性格的关系这一问题。历史上的英国“岛性”极强，心理上的排外性极浓厚。他们总看不起别国人，目空一切。日常生活中，他们无论谈起什么，总是称誉英国在这方面是最伟大的（the greatest）。当英人称赞某样东西时，其最高的表扬总是：So English（真英国味）！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赫兹列特对自己民族性格就做了痛快淋漓的解剖。老舍在《英国人》里对英国人自以为是的傲慢也多有描画，说他们甚至认为没有那么多的雾的天气，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天气！1712年，英国作家约翰·阿布仁诺特在其《约翰牛的历史》一书中将英吉利民族人格化为一个叫做“约翰牛”（John Bull）的人物。这位倔老头脾气暴躁，质朴率直，比较实际，喜欢虚张声势也很执拗，但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以后，人们习惯把英国、英国人称为约翰牛。有意思的是，英国佬（约翰牛）把中国人称为“John Chinaman”（约翰·查纳曼，或约翰中国佬）。
提到“雾”，涉及到本书的题名。英国多雾，伦敦就被称为“雾都”，这恐怕是以往人们对英国的主要印象之一。本书选取“雾外的远音”这样一个书名，就是试图把它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写照。英国和中国，一个处于极西，一个位于远东，地理上的距离很远，当然是相对于欧陆国家而言的。这样就不容易听见对方的声音；而大雾笼罩，看外物的视野又受到限制。相对来说，中英直接交往就比较滞后，其程度（尤其是文化交流方面的）也多不够深广。因而历史上英国对中国一直比较陌生。当然，如今交通便捷，信息顺畅，两国直接交往已没有什么阻碍；另据报道经过环境治理，伦敦的大雾天气也早有很大改观，似乎视野由此开阔了。然而，地理距离可以缩短，而要克服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还不那么容易。同样，大雾可以消除，但心头之雾（“误”）则不易散发，这正是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亟待突破的难题，但愿由“误”而“悟”，互识互补。而倾听雾外的远音，朦胧恍惚，可能会觉得新鲜，令人遐想；同样也可能是种威胁，感到恐惧。这也是英国作家对东方（中国）世界的两种心态。
当然，“距离”未必是坏事，“距离”还能产生“美”，能够促进互相吸引，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那些“距离”形成的原因与实质，进而寻找克服的策略与途径。由中英文化交往史上观之，有的“距离”好似深渊，因为它纯粹出于偏见。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论是“宽厚仁慈”还是“鲁莽粗暴”（毛姆笔下这两类人很多），都免不了要露出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文化优越感。而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偏见更多。上文提到的民族性格恐怕是一个原因。比如，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号上刊登了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还有一幅漫画，上面是一个未开化的中国人，背景是柳树图案。这首诗歌对约翰·查纳曼（John Chinaman，中国佬）极尽谩骂丑化之能事，声称约翰牛（John Bull）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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