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对身体的重新评价，它打开了对现象学的直觉：“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科学试图将之并入到物的世界，而现象学把它还归于人的所有，这就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同上，第364页）远不是作为一个物，或者一个享有特权的物，身体是一个“实存”（existence），一种在世存在的方式，一个在世界的锚定，是我们作用于物质的“入口”的总和。在同一运动中，身体的平反导致了对境遇（la situation）的重新评价，因为从此出发，境遇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等量意义上的量度，而是作为“与世界的一个根本交流，所有所谓的量，都被植入到一定的行为当中，并占有一个根本的意义”（同上，第365页）因此，“事物”（chose）自我规定自为的存在的关联物，作为一个得以审查身体的有效“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真实会呈现出如此丰富的人性意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事物，而只能是已感知或者可以感知。”（同上）波伏娃明确道：“事物向我们说话”；它们的总体构成一种语言，产生出自身的意义。我们在世界中感受到的这种亲密性，“最荒蛮的沙漠，最隐秘的洞穴仍然分泌一种人性的意义。”（同上，第366页）因此，语言的结构并非重叠在一个客观结构之上，而首先在于它能被完整地展开。世界从此总是语言。
 
波伏娃的书评无疑肯定了梅洛-庞蒂的论题。因此，必须特别关注她所作的结论：“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首先强调了自为和自在的对立，面对存在以及它绝对的自由，精神具有虚无化的能力；相反，梅洛-庞蒂则着力于描写主体的具体特征，按照他的理解，主体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为。”（同上）为了把握这一经验，波伏娃取得了两个存在主义分析的进展：一方面，自为不是精神的短暂性，能通过自身虚无化的能力逃避自在，而是被身体所表现；另一方面，身体被排除在自在的秩序之外，以被理解为存在。因此，身体化的我，总是拥有一个历史，或者前历史，假如它继续认同为精神的唯一维度，那在其中它无法被表达。“空间的感知，就像一般的感知，因此假定了在自身之后有一个不确定的过去，一个“与比思想还古老的世界的交流”，这个交流通过我的出生的事实来落实；我的历史具体化为一个占有一定普遍性的身体，一个与先于自我的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身体总是晦涩不清，难以被反思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意识发现自身‘被感觉堵塞’。这个意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为，或者，按照萨特引用黑格尔的说法，是存在的一个空洞，但更是‘一个空洞，一个褶皱，可以自我叠合也可以自我拆解’。”（同上，第366-367页）身体反抗被反思的这种晦涩和昏暗使我们相信，身体只是众物中的一物，并鼓励只能在精神的唯一维度里投注自为。《知觉现象学》的阅读，使波伏娃反对身体的客观化，反对自为的精神化。身体不是被历史所重新攫取的客体，也不是突然被文化投注的一个自然体，身体就是历史。
 
在《现代》的同一期，梅洛-庞蒂为《存在与虚无》辩护，反对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们仍然认为主体与客体是一种认知关系，由于没有认识到它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主体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世界和他的境遇，可以说，是彼此交换的关系”。（梅洛-庞蒂，《存在主义的论争》，《现代》期刊，1945年第2期，第345页）。 他表明萨特的作品是反命题的，涉及的是自为的存在与为人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之间的反命题，但是他也补充说，其作品的清晰性和完整性还在进行之中。
 
波伏娃对梅洛-庞蒂的评论，和梅洛-庞蒂对萨特的评论彼此应和，直到10年后，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冒险》第五章在一个“极其恶意的句子”里谈到萨特，“其中共产主义不再能通过真相、历史哲学和辩证法得以自我论证，而是通过他们的否定。”（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冒险》，巴黎伽立马出版社，1961年，第137页）。在这本书中，梅洛·庞蒂描述了一个哲学前景，由萨特在论“共产党与和平”的时刻所采用的政治立场所建造，包括从1952年7月到1954年4月之间出版的三篇文章构成（分别为第81期、第84-85期和第101期）他的批评很容易与他的原则所联系：《存在与虚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因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并非被抹杀，而是加剧了；因为反命题的倾向并非衰竭，而是更加巩固了。

其它信息

装 帧：平装

开 本：32开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社科图书 学术文化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