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子在唐代灭亡后仍持续出现，特别是北方那些短命王朝的皇室成员，而这些政权的建立者皆是以好战残酷而闻名。例如，后梁创建者朱温的长子朱友裕（904年逝世）喜好写诗，并与文士分享他的作品。有次他的父亲被一名进士的粗鲁举止激怒，幸好朱友裕及时介入，才让这位莽撞之士免受严厉的惩罚。 《唐摭言》卷三，第40～41页。朱温的另一子朱友贞（888～923，913～923年在位）也喜好文学活动。在朱友贞取得皇位之后，敬翔曾经批评他“儒雅守文”，以致不曾亲自指挥军事行动。 《旧五代史》卷一八《敬翔传》，第248～249页。文化涵养不仅局限于汉人统治者。分析这段时期的沙陀统治者，可以发现**代武将与其子嗣之间的明显的差异。**代的沙陀武将几乎没人识字，但是他们的儿子很快读书习文。举例而言，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在十三岁时开始研读儒家经典。成为后唐皇帝后，他喜欢向武将吹嘘自己能够手抄《春秋》。 《旧五代史》卷二七《唐书三·庄宗纪一》，第366页；卷一三三《高从诲传》，第1752页。李存勖的继承人李嗣源（867～933，926～933年在位）是靠战功发迹，*终夺取皇位的文盲，不过他的儿子李从荣（933年逝世）雅好文士，更热衷写诗，前后完成了千余首诗作。 《册府元龟》卷二七〇《宗室部九·文学》，第3067页。李嗣源的另一个儿子李从厚，也好读儒家经典，且以坚守儒家道德规范而博得美名。 《旧五代史》卷四五《唐书二十一·闵帝纪》，第613页；《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天成三年十二月，第9026页。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后晋，石敬瑭的次子石重信（918～937）与三子石重乂（919～937）皆以身作则地遵从儒家原则，而为时论所称。 《旧五代史》卷八七《寿王重乂传》，第1140页；《新五代史》卷一七《高祖子重乂传》，第184～185页。

在皇室之外，类似趋势也普遍发生在高层武将后代的身上。武官之子尽管继承他们父亲的军事头衔与职位，有些人仍倾心儒家传统，并与文士极为亲近。比方说，在关中地区自立的节度使李茂贞（859～924）不大能识字。 李茂贞曾经承认他丝毫不懂文士的礼仪，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八月，第8578页。不过，他的两个儿子李从曮（898～946）和李从昶（938年逝世）却喜爱文艺，乐于别人称赞自己的文学才能，并且亲近文士，与之交游。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贞传》，第1742～1743页。类似的转变，甚至出现于那些极端抵制文学的武人家庭。例如，后汉武将史弘肇经常表现出对文士的憎恶，也轻鄙文治传统，但他的儿子性喜文学，还一度阻止史弘肇对文人施以过度严酷的惩处。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弘肇传》，第1405～1407页。在某些事例中，名将之子甚至完全放弃军人生涯，而在仕途上选择文职。举例来说，张存敬（901年逝世）是后梁的武将，以骁勇善战、武艺高强而闻名。他的儿子张仁愿（895～945）却成为后晋朝的文臣，以孝友与善理刑狱而享誉于世。 《旧五代史》卷九三《张仁愿传》，第1234～1235页；卷二〇《张存敬传》，第275～276页。西川正夫分析了《旧五代史》的列传，发现九个武官之子成为文官的例子，见《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官僚》，《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7（東京，1962），頁227。显然，在10世纪中，许多军人家庭历经了一场急遽的文儒化过程。

武人对儒学与文艺的接受，缓和了文武官之间尖锐的差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武将，喜欢模仿文士的生活方式，即便在参与军事任务时也试图为自己树立文人的形象。在战场上，他们身披甲冑，亲历石矢，是出色的指挥官与勇敢的战士；回到驻地后，他们便换上儒服，遵守儒家的礼仪，接见文士并参与文艺活动。 武臣效仿儒生言行与装束的事例，参见西川正夫《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と武臣》，頁292-293。此种文化认同上转变所产生的政治结果，很值得注意。文儒化的武人对文士与儒学的尊重，帮助了文人官僚在政府中维持地位和影响力。好几位身居要津的武人甚至尝试通过与文臣合作的方式，恢复传统的官僚政治，先前章节提到的郭崇韬与李从荣，便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例证。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武人势力扩张所带来的冲击具有多重面向。一方面，政府部门中与文治相关的事务在规模与结构上都明显遭受缩减，以致普遍地损害了传统文教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即便面临这样显著的倒退，文官仍旧试图延续文治传统，努力地展现他们的专业价值，说服君主与武官了解采行文治的必要性。尽管拥有知识素养的武官是相对少数，而且他们新取得的“儒者形象”也未能弥补时人对武将的负面观感，然而，正是这些文儒化的武将，缓解了文武精英之间的相互仇视，且*终在10世纪后半期与文人联手，共同在中原地区重新建立文治政府。

九色鹿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875-1063)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作者简介

方震华 祖籍上海，1966 年生于台湾台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硕士，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以唐、宋时期政治、军事史为主，尤其关注军队体制、文武关系、战争叙事与夷夏关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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