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掌握了政治实权后，武臣要求相应的尊重，而不再容忍文臣精英的傲慢与自我标榜。天祐二年（905），在夺取皇位前夕，朱温想要拔擢他的部将张廷範（905年逝世）出任太常卿。为了阻止毫无文学素养的官员出任这个高阶文职，宰相裴枢（842～905）争辩道，作为武臣的张廷範，可以授予节度使之位，而不是太常卿。 《旧唐书》卷一一三《裴枢传》，第3358页；《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三月，第8641页。裴枢言语中带有对武人的歧视，使得朱温大感愤怒。他不仅强迫唐帝接受张廷範的任命，并将裴枢处死。接着，在朱温的胁迫下，皇帝发布了一纸诏书，批评文臣对武人的蛮横鄙夷。

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禄俸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 《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本纪》，第791页。

由此可见，随着武官影响力的拓展，他们尝试着消弭文武之间固有的区隔，回归唐代前期的系统：文武官员可以交互出任各种职位，双方共享特权与声望。朝廷的这纸诏书，显示此种期盼已得到实现。自朱温操控了朝廷，武人得以同时把持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高层职位。在此之后，即使是行伍出身的武将也有可能成为宰相，就如后梁时的韩建，或后唐时的王建立。诸多高层武官时常同时保有诸如侍中或中书令等荣衔，这种荣衔过去只会授予少数杰出官员。即便是低阶武官或节度使手下的幕僚也可能获得御史大夫或银青光禄大夫等文官头衔。正因如此，唐代以散官衔来区别文武官员的做法，已随着唐廷丧失权威而失去效果。 在黄巢之乱以后，跋扈的武将开始向朝廷索取高级散官或勋爵，以提高他们的地位，这样的情况在唐室灭亡之后益形恶化。散官、兼官或勋爵被毫不区别地授予，以致一位官员常常能够同时获得四五个职衔。甚至是士兵或胥吏也可能拥有好几个看似尊崇的头衔。见日野開三郎《五代鎮將考》，收于氏著《五代史の基調》，頁242-244。然而，尽管武人得以支配政府和法律，处死他们厌恶的文臣，甚至获得过去无法得到的头衔与职位，这股新崛起的政治势力仍旧没办法以自身权力突破树立在文武之间的文化高墙。大体来说，武人势力的扩张不太能改变文人坚定的自我优越感，也无法舒缓双方相互的仇视。因此，直至10世纪50年代，手握大权的后汉大将史弘肇仍在抱怨：“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弘肇传》，第1405页。

武人之所以无法影响文人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信念，在于他们欠缺一个价值体系，去挑战历史悠久的儒学传统。9世纪晚期是暴力横行的时代，致使军事技术与兵学素养显得非常重要，也吸引了为数甚多的人参与。不过，军事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创造出一套价值系统，使武力的使用正当化。关于武人未能建立其自身伦理的讨论，见西川正夫《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と武臣》，收入《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卷（東京：勁草，1967），頁294-299。一旦掌权的军阀试图将以武力夺取的权力转化成合法权威，并将其骁勇善战的武将形象重新塑造为理想君王时，在儒家传统与文学知识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可以汲取的资源。正如前章所示，朱温与李存勖用来合法化其赤裸武装权力的途径，清楚显示他们遵从儒家原则，并据此建立他们的王朝。基于政治考量，军事强人有必要与文人合作，并接受文治传统。因此，即使是像朱温那般不喜文士的武人，也必须承认文学作品的力量有时超过一支庞大的军队。除了作为合法化的工具，文学素养对于想有效处理行政工作的官员也很重要。考虑到唐代社会文学化的程度，以及政府仰赖各种文书记录来进行统治，不识字的武官很容易就会被他们的文职僚属所欺瞒。为了应付这个问题，他们有必要学会阅读和书写。

正因如此，某些不识字的武将在掌控地方统治权后，便开始读书习文。例如，韩建的习文始于他成为华州节度使之后。为了学习认字，韩建要求学者帮他在每件日常生活用品上题写名称，以便他能随时随地接触文字。通过日复一日的学习，他逐渐能读书识字。 《旧五代史》卷一五《韩建传》，第203～204页。许多出身卑微，至中年或晚年才接触到文字的武人，发现学习识字并非易事，就像韩建的例子所显示，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持续勤奋练习。大多数武人权贵与儒学和士人文化的接触，更常发生于聆听其麾下或朝廷中博学之士的教导或讨论。就像李嗣源所承认的那样：

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 《北梦琐言》卷一九“明宗戒秦王”，第349页。

通过与文士的交谈，不识字的军人对经典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开始遵循文人精英的礼节。不过，这条间接学习学术知识的途径不一定有效。例如，不识字的魏博节度使韩简（981年逝世）因为无法了解文人僚属使用的语言而深感耻辱，于是延聘了一位学者为他讲授《论语》的意旨。有一次，他与文人幕僚谈及他新学到的经典知识：“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 《北梦琐言》卷一三“韩简听书”，第271页。韩简显然是误解了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以为“而立”的意思是指“行立”。这个例子显示，尽管新掌权的武人可能热衷于学习经典，但他们与儒学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不容易弥合。

不过，在武人权贵的子孙身上，这样的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一方面，部分武将为了让孩子拥有良好的学术知识，在他们幼年时即提供文人式的教育。另一方面，随着武将掌握政权，他们的下一代也得到了权力、地位与财富，因而有很多机会与文人进行互动。在此情况下，部分高阶武官的子孙开始敬重文人与学术知识，甚至成了精熟文艺、名副其实的学者。晚唐的魏博节度使罗绍威（877～910）就是一个例子。罗绍威的父亲罗弘信（898年逝世），曾经是魏博的一名军校，他在文德元年（888）发动了一场叛变，取得魏博节度使之位。罗绍威在光化元年（898）继承节度使。在各地藩镇相互缠斗的年代，罗绍威与其他军阀一样，都参与了许多军事行动。然而，与其他武人节度使不同，罗绍威对学术有极大的兴趣，搜集了大量的图书，常邀请有名的文士一同讨论文学。每当不满文人幕僚撰写的书檄时，罗绍威就会亲自重写。他尤其擅长写诗，其作品甚至赢得当时著名诗人的赞赏。 《旧五代史》卷一四《罗绍威传》，第191页；《北梦琐言》卷一七“邺王偷江东诗”，第326～327页；（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〇〇《文章三》“罗绍威”，中华书局，1961，第1507～1508页；（清）王士禛原编，郑方坤删补《五代诗话》卷二“罗绍威”，中华书局，1985，第68页。在晚唐，罗绍威并不是唯一拥有文学涵养的武人节度使。平卢节度使王师範（874～908）、荆襄节度使赵匡凝，也有相同的情况：出身军人家庭，继承父亲的权位与军队，接着开始搜集图书，*终喜欢上学术和文艺。 王师範的传记，见《旧五代史》卷一三《王师範传》，第175～177页；《新五代史》卷四二《王师範传》，第452～454页。赵匡凝的传记，见《旧五代史》卷一七《赵匡凝传》，第234～235页；《新五代史》卷四一《赵匡凝传》，第447～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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