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节度使采用严刑管理下属，显然是与他们的军事背景相关。在朝廷无力控制的情况下，9世纪后半叶，激烈的权力争夺战在各地爆发。军队领导者采行各种严刑峻法来控制士兵。例如，当一位军官阵亡沙场时，他的部下却安然回到军营，朱温会下令立即将这些士兵处死，以儆效尤，该举措被称为“拔队斩”。 《五代史补》卷一“太祖文健儿面”，第2475页。对这些武将而言，采取同样的做法与程序管理其辖下的百姓是很自然的事情。行伍出身的王建立（941年逝世）采行严酷政策便是一个例子。王建立年轻时担任负责处理捕盗事务的军校，这让他习惯于采用酷刑。当他擢升为节度使后，他经常因为一人犯罪而诛杀其全家，旁人因而称他为“王垛叠”，因为在每次行刑之后，他都会将众多的尸体叠放成堆。 《旧五代史》卷九一《王建立传》，第1199页。与此类似，后汉时期的禁军统帅史弘肇（950年逝世），也因为对帐下兵士施以酷刑而恶名昭彰。在掌控朝廷后，他采用同样的方式管理京城里的文臣。不管犯下什么样的罪过，任何被认定为罪犯者都要面临极刑。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弘肇传》，第1404～1405页。

另一个源自武人，且更为骇人的行径是食人肉之风。在战乱时代，缺乏粮食的军人经常靠吃人肉维生。一些武将因而染上了食人之癖，甚至在承平时代还继续保有这样的习惯。例如，李存勖手下的勇将苌从简（877～941）喜欢吃幼童之肉。在担任地方长官时，他仍旧要求部下暗中捕捉辖区内的孩童，供自己食用。 《新五代史》卷四七《苌从简传》，第521页。如此令人发指的行径，促使当时的人们将“武人”与“残暴行径”联系在一起。

这些武官不仅危害百姓的人身安全，也剥夺他们的经济利益。对节度使来说，随心所欲地发明一整套政策以苛敛其辖下居民实为常见之举。后唐时期赵在礼（886～947）的事迹提供了一个例子。

赵在礼之在宋州也，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镇永兴，百姓欣然相贺，曰：“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在礼闻之怒，欲报“拔钉”之谤，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时朝廷姑息勋臣，诏许之。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是岁，获钱百万。 《五代史补》卷三“赵在礼拔钉钱”，第2507～2508页。

愤恨百姓对于自己的批评，便径行加税作为处罚，表明一位节度使几乎可以使用任何借口，从百姓身上榨取金钱。在10世纪前半期，中央政府很少采取措施防范节度使进行如此贪婪的课征。贿赂的收受成为官员们的行事准则，朝中的掌权者如后梁的敬翔（923年逝世）与赵巖、后唐的郭崇韬（865～926）、后晋的桑维翰（898～946）、后汉的苏逢吉（950年逝世），无一不因收取重贿而声名狼藉。 《旧五代史》卷一八《敬翔传》，第250页；卷一四《赵巖传》，第195页；卷八九《桑维翰传》，第1167页；卷一〇八《苏逢吉传》，第1423页。在赵在礼的事例中，他聚敛所得“唯以奉权豪、崇释氏而已” 《旧五代史》卷九〇《赵在礼传》，第1178页。，说明了地方官所敛财赋的去处。即便是皇帝也参与了这种对金钱的追逐过程。例如，后晋的国君要求地方官员以“添都”“助国”为名，“进献”财物至宫廷。 《新五代史》卷四六《郭延鲁传》，第516～517页。地方官员所能“进献”的数量，经常成为决定官位任免的主要因素。这些财物*终流入内府，成为供皇帝挥霍的私人财产。 日野開三郎：《五代史の基調》（東京：三一書局，1980），頁283-293。由此可见，皇帝与他们的亲信事实上是站在行贿网络的*上层。在此情况下，与其说各地节度使的贪腐行径未被强力禁止，不如说是被朝廷权贵所默许。 李嗣源或许是10世纪前期唯一努力去遏止节度使贪腐之风的皇帝，不过获至的成果仍相当有限。见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第83、86页。“贪婪”也就成为武人节度使负面形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旧五代史》卷五九《袁象先传》，第797～798页；卷九八《安重荣传》，第1301页。

由于武人节度使对臣民进行苛敛及滥施刑罚已是普遍的现象，一位节度使不需要有任何政绩，只要他不过度役使百姓，就可能受到赞扬。汝州防御使刘审交（876～949）在乾祐二年（949）过世，当地居民感念他的贡献，特别向朝廷请愿，为他建庙祭祀。但是，据前宰相冯道的观察，刘审交在任上并没有实际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当地百姓之所以怀念刘审交，仅仅是因为他“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也就是说，刘审交对百姓不施予滥刑和苛敛之政，恰与前任官员的残酷高压形成强烈对比，按冯道的解释，这正是刘审交得以获得如此高度崇敬，而其他的节度使则普遍受到厌恶的原因。 《旧五代史》卷一〇六《刘审交传》，第1393～1394页。当评价“政绩”的标准，已下降到“不至聚敛，不杀无辜之民”之时， 引自冯道之言，见《旧五代史》卷一〇六《刘审交传》，第1394页。则当时人对于武官的认知其实已恶化到空前的地步。这个现象正反映了平民百姓在武人节度使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武人势力的扩张不只深刻影响百姓生活，也同样改变了文人精英的命运。随着武人的活动从军队拓展到政府行政，他们与文人接触的机会也随之增加。由于缺乏文学素养，武人很难理解文人精英使用的典雅词语，以及对历史典故的引用。文武群体在文化上的对立，在后唐时期的武将康福（885～942）与他文人下属间的言谈交锋中展现无遗。康福在某次与文人僚属谈话时，身上盖着一条华丽的被衾。一位幕僚用了一个文学词语“烂兮”来赞赏这条被衾的璀璨美丽。康福不了解“烂兮”的含义，在听到了这个词语时，误将“兮”当作同音字“奚”，亦即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外族名称；又把“烂”字理解为“腐烂”，因而愤怒地反驳：“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 《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第1201页。康福的误解不仅反映了文人与武人沟通上的困难，也反映了他对文人可能的轻鄙相当敏感。康福的祖先在边境生活了好几个世代，康福确有理由怀疑文人暗自嘲笑他是未经开化的外族，这解释了他对“兮”字的愤怒反应。 关于康福的家族背景，参见《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第1199～1200页。

可能遭受文人轻鄙的妄想症并不只限于康福。许多武官出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当他们与教养良好的文人接触时，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一个有关朱温的故事便显示出此种自卑情结。在担任忠武节度使时，朱温与拥有进士头衔的崔禹昌结交。朱温有一次造访崔禹昌的别墅，问他是否在其间养牛，崔禹昌回答“不识得有”，这是表示“没有”的文雅说法。不过，这个有点模糊的说词也可能被解释为“我认不出有没有”，而这正是朱温的设想。于是朱温激动地斥责崔禹昌：“岂有人不识牛，谓我是村夫即识牛，渠则不识，如此轻薄，何由可奈！” 《北梦琐言》卷四“崔禹昌不识牛”，第93页。显然，朱温的过度反应源自他对自己低微背景的不安全感；尽管身任高官，朱温仍对出自贫穷的农村家庭这个社会背景维持着高度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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