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时代的马其顿人，其父曾任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氏十七岁离开故乡，赴雅典求学，成为柏拉图学院的一员，跟随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之久。在学院里的时候，亚氏表现了过人的精神与毅力，对一切学科的知识，无不认真钻研，并且从不厌倦。传说他曾自己制作一个机器，用来惊醒自己，使睡魔不至于打断他研究的时间。亚氏三十七岁时，柏拉图去世，他一度有机会接掌学院，但败在柏拉图之侄史伯西普士手下，于是便离开了雅典。
亚氏后来受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之聘，回乡担任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太子才十三岁。在哲学家之中，像亚氏能担任帝王之师，算是很幸运的。亚氏见闻广博，或许由于这一因素，使得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眼界大开，不再局限于马其顿一地，终能兼并希腊各邦，并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当雅典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里士多德以帝王之师的身份重回雅典，创办自己的学院。他的学生们后来被称为漫步学派，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亚氏讲学的时候，经常一面说话、一面散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崩逝，希腊各邦掀起反马其顿的风潮，亚氏亦被波及，且被雅典人控以“渎神”之罪名。为了避免重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覆辙，他逃离雅典，留下一句名言：“我不要让雅典人第二次谋杀哲学。”第二年他就过世了。
亚氏的哲学虽以理论建构知名，但是对于实际人生也有明确指引。他除了启蒙亚历山大大帝的眼光与心胸之外，也对其他人物产生影响。例如，他有一个身居城邦领袖要职的亲戚，在兵败被俘之后，坚不透露军事计划，在严刑逼供之下，未吐一言，临死前说：“请转告我的亲朋故旧，我不曾做出任何使哲学之名蒙羞的事。”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力。
　　思想背景
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我们不该只研究关于大自然的问题，更应该研究人本身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对大自然研究得如何透彻，却仍然可能并不明了立身处世之道。所以，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与其在雅典城外研究树木，还不如在街头跟一些朋友谈论人生问题，换言之，人必须将注意力由大自然转到人自身之上。
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摆在人的身上时，却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世界是相对的。城邦之间的法律规章、风俗习惯往往大有差异，甚至人与人之间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感觉和看法亦不尽相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如何在关于人的问题上找到标准呢？针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提出了一套辩证法，也就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在真理的追寻上，形成一套不断往上提升的历程，企图为每一件事物，找到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或标准。常言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只要你跟一位背景不同的人讨论问题，就会发现：原来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另一种想法，如此便可借此修正己见，让自己慢慢进步。通过这种辩证的形式，我们便可获知宇宙与人生中，真实而永恒的原始典型，柏拉图称之为“理型”，正确的认知活动应该以其为对象。
在一切理型中，柏拉图特别看重关于价值的理型，但对于树木、牛、马等自然界事物的理型，则不太关心。因为柏拉图认为，关于自然物的研究对人生没有太大的用处，反之，关于节制、勇敢、正义、忠诚这些概念，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抉择有关，为人生价值之根源所在。
由上文叙述可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哲学，强调先去肯定一个价值上的标准，以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典范、原则。换言之，柏拉图思想是推崇一个永远不动不变的理型世界。柏拉图的理型论将价值视为理型界的事理，而非现实世界的产物，他否定了现实世界有属于真理的可能。但是亚氏认为，我们不该只肯定上层的理型世界而忽略了下层的现实世界，反而应该正视后者所有的问题，肯定其实在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老师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是我更好的朋友。”这暗示着他与其师柏拉图在思想上的关系，亚氏凭借其经验科学的背景，肯定现实世界不是纯属幻影，并进而建立一套与柏拉图理型论迥异的经验论哲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异问题，正是哲学史上长久争论的重要问题。不过，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张他们之间的歧异，毕竟亚里士多德追随了柏拉图二十年，曾是柏氏*得意的门生。柏氏过世的时候，亚氏的感念之词是：“这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大名使邪恶之辈缄口吞声，欲赞无语；除他之外，更无别人以言以行清楚昭示众生：凡有德者，必有真乐。呜呼！我辈之中无人可与他匹俦。”
亚里士多德的学问至为广博，大概除了数学以外，没有一门学问不受到他的注意，也没有一门学问不以他为泰斗。他的治学计划极大，对于已经成立的知识，他能拣择分辨，加入自己的心得。遇到新的知识领域，他就发明新的科学，像理则学与动物学就在他手中成立。他的著作范围涵盖了理则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艺术、天文学、修辞学、气象学、动物学等。、由此亦可想见亚氏对现实世界与经验科学的重视。他与柏拉图在立场上分道扬镳也是不难想象的事。
　我们对于“变化”问题有两种解释方法：
　 首先，就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变化是虚幻的。譬如，天际之白云苍狗，固然可以表现出各种事物的形象，但那毕竟是假的，而非真的事物。由此柏拉图认为，一切感觉所面临的变化对象都是虚幻的，唯有借着理智超越感觉，才能认知事物的本质。
第二种看法认为，变化并非仅是幻象，因为事物之存在及其行动必然有其道理，因此在变化的现象之中，应可寻获一些真理。譬如，大自然的生命现象，一颗不起眼的小种子中就蕴含有令人惊叹的潜能，经过阳光、空气、水的孕育，日后便有可能成为数人环抱的参天巨木。这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不就是一种变化现象吗？我们难道能说这些现象纯属虚假吗？不行，因为就算同是变化现象，但橡树的种子只会长出橡树，松树的种子也只会长出松树，它们为什么不会随意相互变化呢？由此可见，这其中一定蕴含某些真理。
亚里士多德对于变化现象采取第二种观点，认为变化不会纯粹只是虚假的，也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必须进一步去解释它，这就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
目前大学中的哲学系都有一门必修课，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亚里士多德的遗著中，有一部分内容放在探讨自然学（Physics）之后，尚未定名。于是，后代学者就以“自然学之后”或“物理学之后”称之，这就是“形而上学”一词的来源。意思是说：自然学探讨有形可见、变化万千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原理原则”，应该是另一种学问探讨的对象。形而上学的目的正在于此。西方哲学家习惯于把形而上学当作哲学的冠冕，亦即哲学中*高深的领域。如果我们对于现象界或经验界不够满意，想要找出宇宙与人生的根本真相，那么我们就会走到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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