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与人生 第二卷 内容简介

生命之域如此深广，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该是何等重要之事。本书犹如一片桃花源，通过对西方二十四位哲学家的思想逐一打通，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像我们阐述了这些先哲们伟大的思想后面所给予的人生哲思，值得每个人怀抱虔诚的心，品味西方伟大思想家不凡的心灵，进而探索人生的经纬，寻找生命的定位。

西方哲学与人生 第二卷 目录

西方哲学与人生 第二卷 节选

爱智的趣味
面对宇宙万象与人间百态，我们难免觉得好奇，求知之心乃油然而生。“求知”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譬如，借着求知，增广见闻与能力，在社会上取得立足的条件，这大概是十分普遍的想法。于是，随着职业与工作的进展，知识越分越细，庄子所说的“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
好”，遂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
知识应该是有用的，但是有用的未必是有益的。那么，什么是对人有益的知识呢？简而言之，就是智慧。然而，智慧又是什么？哲学家以“爱好智慧”为其天职，同时也谦虚地坦承自己只能保持“爱好”之心，却未必能够抵达“智慧”之境。原因何在？本书试以亚里士多德、托玛斯、休谟、怀特海为例说明。
首先，亚里士多德肯定纷然杂陈、变迁流转的大千世界绝不是虚幻的假象，在它背后应该可以找到*基本的“原因与原理”，否则万物在生生灭灭的过程中，不仅毫无规律，并且不可理解，*后必然陷入荒谬的结局。只有探讨原因与原理的知识，才可以摆脱功利实用的心态，享受“为了知识而求知”的乐趣。我们所要了解的，不再是个别差异，而是异中求同，看出万物的共同面貌，也就是“存在”。凡存在之物，皆有*后基础，亦即亚氏所谓的“纯粹形式、纯粹实现、**不动的动者”。这几个名词使人困惑，但是说明清楚之后，将能展现一幅具有深度透视效果的整体世界观。
接着，中世纪的哲学以托玛斯为集大成者。他顺着亚氏的思路，配合基督教的信仰，肯定上帝就是宇宙万有的来源。但是，身为哲学家，他依然努力证明“上帝存在”。我们中国人对鬼神与上帝这些信仰的对象，常有泛泛的认识，却较少由知识角度作系统的研究，影响所及，理性思辨在信仰世界里缺少应有的地位，以致正信与迷信容易混淆，此世与彼世界线不清。托玛斯关心的问题是：大自然与人世间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永恒的根源，然后才能据以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对于德行、善恶、幸福才能提出充分的说明。若不如此寻思，光是在社会或历史中打转，恐怕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近代的休谟深富怀疑精神，对于传统以来上帝或世界的知识，都要严格省察批判，*后还把焦点移到人类身上，大胆宣称并无所谓的“自我”。
连康德这么好学深思的人，在看了休谟的论证之后，都要虚心承认自己“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然而，如果真的没有自我，或者“自我只是一束知觉”，那么是“谁”在做梦？又是“谁”被惊醒？休谟如何回应这一类质疑？他的回应充分显示了锐利的观察与周全的辩论，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不过，在设定了理智的界限之后，他转而同意人有一些信念，可以借此维生及活动。他关上大门之后，又开了一扇窗，其间转折耐人寻味。
然后，我们翻阅怀特海的著作时，对于其中科学、哲学、宗教三者的协调并存，不免觉得佩服。当代西方能将这三门学科融于一个完整系统的，首推怀氏。稍加分析，可知他的意图在于回归传统哲学的理想，就是提出一套理性架构，涵盖全体存在的领域，兼摄变化生灭的历程，以求彻底说明一切现象的意义。别的暂且不论，怀氏主张西方科学精神起源于“悲剧、法律与信仰”这一段见解，就足以启迪世人，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科学了。相对于此，科学家也能经由怀氏的接引，以正确态度欣赏哲学、宗教与艺术了。
回到前面所列的问题，为何没有人宣称抵达“智慧”之境呢？智慧女神的容貌并不是隐藏的或善变的，却必然是精神的与灵性的；因此，人在有生之年，以自己身心合一的处境，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对于智慧自然是无法完全企及了。不过，爱智的趣味则是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如何舍得错过或放弃这样的权利呢？
　　启发智慧——亚里士多德
　 引言　
　　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时代的马其顿人，其父曾任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氏十七岁离开故乡，赴雅典求学，成为柏拉图学院的一员，跟随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之久。在学院里的时候，亚氏表现了过人的精神与毅力，对一切学科的知识，无不认真钻研，并且从不厌倦。传说他曾自己制作一个机器，用来惊醒自己，使睡魔不至于打断他研究的时间。亚氏三十七岁时，柏拉图去世，他一度有机会接掌学院，但败在柏拉图之侄史伯西普士手下，于是便离开了雅典。
亚氏后来受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之聘，回乡担任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太子才十三岁。在哲学家之中，像亚氏能担任帝王之师，算是很幸运的。亚氏见闻广博，或许由于这一因素，使得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眼界大开，不再局限于马其顿一地，终能兼并希腊各邦，并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当雅典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里士多德以帝王之师的身份重回雅典，创办自己的学院。他的学生们后来被称为漫步学派，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亚氏讲学的时候，经常一面说话、一面散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崩逝，希腊各邦掀起反马其顿的风潮，亚氏亦被波及，且被雅典人控以“渎神”之罪名。为了避免重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覆辙，他逃离雅典，留下一句名言：“我不要让雅典人第二次谋杀哲学。”第二年他就过世了。
亚氏的哲学虽以理论建构知名，但是对于实际人生也有明确指引。他除了启蒙亚历山大大帝的眼光与心胸之外，也对其他人物产生影响。例如，他有一个身居城邦领袖要职的亲戚，在兵败被俘之后，坚不透露军事计划，在严刑逼供之下，未吐一言，临死前说：“请转告我的亲朋故旧，我不曾做出任何使哲学之名蒙羞的事。”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力。
　　思想背景
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我们不该只研究关于大自然的问题，更应该研究人本身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对大自然研究得如何透彻，却仍然可能并不明了立身处世之道。所以，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与其在雅典城外研究树木，还不如在街头跟一些朋友谈论人生问题，换言之，人必须将注意力由大自然转到人自身之上。
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摆在人的身上时，却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世界是相对的。城邦之间的法律规章、风俗习惯往往大有差异，甚至人与人之间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感觉和看法亦不尽相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如何在关于人的问题上找到标准呢？针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提出了一套辩证法，也就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在真理的追寻上，形成一套不断往上提升的历程，企图为每一件事物，找到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或标准。常言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只要你跟一位背景不同的人讨论问题，就会发现：原来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另一种想法，如此便可借此修正己见，让自己慢慢进步。通过这种辩证的形式，我们便可获知宇宙与人生中，真实而永恒的原始典型，柏拉图称之为“理型”，正确的认知活动应该以其为对象。
在一切理型中，柏拉图特别看重关于价值的理型，但对于树木、牛、马等自然界事物的理型，则不太关心。因为柏拉图认为，关于自然物的研究对人生没有太大的用处，反之，关于节制、勇敢、正义、忠诚这些概念，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抉择有关，为人生价值之根源所在。
由上文叙述可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哲学，强调先去肯定一个价值上的标准，以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典范、原则。换言之，柏拉图思想是推崇一个永远不动不变的理型世界。柏拉图的理型论将价值视为理型界的事理，而非现实世界的产物，他否定了现实世界有属于真理的可能。但是亚氏认为，我们不该只肯定上层的理型世界而忽略了下层的现实世界，反而应该正视后者所有的问题，肯定其实在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老师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是我更好的朋友。”这暗示着他与其师柏拉图在思想上的关系，亚氏凭借其经验科学的背景，肯定现实世界不是纯属幻影，并进而建立一套与柏拉图理型论迥异的经验论哲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异问题，正是哲学史上长久争论的重要问题。不过，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张他们之间的歧异，毕竟亚里士多德追随了柏拉图二十年，曾是柏氏*得意的门生。柏氏过世的时候，亚氏的感念之词是：“这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大名使邪恶之辈缄口吞声，欲赞无语；除他之外，更无别人以言以行清楚昭示众生：凡有德者，必有真乐。呜呼！我辈之中无人可与他匹俦。”
亚里士多德的学问至为广博，大概除了数学以外，没有一门学问不受到他的注意，也没有一门学问不以他为泰斗。他的治学计划极大，对于已经成立的知识，他能拣择分辨，加入自己的心得。遇到新的知识领域，他就发明新的科学，像理则学与动物学就在他手中成立。他的著作范围涵盖了理则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艺术、天文学、修辞学、气象学、动物学等。、由此亦可想见亚氏对现实世界与经验科学的重视。他与柏拉图在立场上分道扬镳也是不难想象的事。
　我们对于“变化”问题有两种解释方法：
　 首先，就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变化是虚幻的。譬如，天际之白云苍狗，固然可以表现出各种事物的形象，但那毕竟是假的，而非真的事物。由此柏拉图认为，一切感觉所面临的变化对象都是虚幻的，唯有借着理智超越感觉，才能认知事物的本质。
第二种看法认为，变化并非仅是幻象，因为事物之存在及其行动必然有其道理，因此在变化的现象之中，应可寻获一些真理。譬如，大自然的生命现象，一颗不起眼的小种子中就蕴含有令人惊叹的潜能，经过阳光、空气、水的孕育，日后便有可能成为数人环抱的参天巨木。这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不就是一种变化现象吗？我们难道能说这些现象纯属虚假吗？不行，因为就算同是变化现象，但橡树的种子只会长出橡树，松树的种子也只会长出松树，它们为什么不会随意相互变化呢？由此可见，这其中一定蕴含某些真理。
亚里士多德对于变化现象采取第二种观点，认为变化不会纯粹只是虚假的，也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必须进一步去解释它，这就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
目前大学中的哲学系都有一门必修课，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亚里士多德的遗著中，有一部分内容放在探讨自然学（Physics）之后，尚未定名。于是，后代学者就以“自然学之后”或“物理学之后”称之，这就是“形而上学”一词的来源。意思是说：自然学探讨有形可见、变化万千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原理原则”，应该是另一种学问探讨的对象。形而上学的目的正在于此。西方哲学家习惯于把形而上学当作哲学的冠冕，亦即哲学中*高深的领域。如果我们对于现象界或经验界不够满意，想要找出宇宙与人生的根本真相，那么我们就会走到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中。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句话就是：“人类天性渴望求知。”他首先以感觉作为例子。譬如，人有视觉，就总是希望对一件东西能够看得更清楚，由此可知，人类总是希望对真相有更多的了解，获得更多的知识。
我们是否能对亚里士多德这一点主张有所质疑呢？答案是：不能。因为我们一旦质问亚里士多德，他凭什么提出这项主张，那么我们这种态度不就是一种渴望求知的天性的表达吗？因此，不管由正面提出理由支持亚氏的论点，或由反面质疑亚氏的主张，事实上都表现了“人类天性渴望求知”。
　　思想方法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但有些人求知的时候，只是凭借着原始的本能，靠着感觉产生一些印象，并将之视为真理的全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求知欲必须配合适当的方法，才不致对真理有所误解。
关于思想方法，亚里士多德首先谈及逻辑。所谓逻辑，主要是探讨思想本身的规则，使我们的思考活动得到一个适当而有效的方法与工具。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成概念、判断及推论三个部分来探讨，这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创举，连后来的逻辑发展，其讨论范围也以这三者为主。
首先，所谓概念，就是名词。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先厘清所使用的名词或概念之意义。意义不同于意象，意义是一个名词的客观内容，意象则是由人加于名词之上的主观成分。譬如“龙”这个字，字典上有其固定的意义，但在不同的人看来，则会有不同的意象。中国人将“龙”视为一种崇高的民族象征，并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但西方人却将之视为恶魔的象征。这些心理上主观的想象均属于意象。逻辑要求我们必须将主观之意象去除，只保留客观之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进行思考或讨论的**步，唯有遵守此一规则，在讨论上才会有交集，否则若是各说各话，在思想上根本难以沟通。
其次，当我们将概念的意义界定之后，接着就要作出判断。所谓判断，就是将两个概念用“是或不是”连接在一起，譬如，“这根蜡烛是红色的”或“今天是雨天”，亚里士多德将所有的判断分为四种格式。**种是全称肯定判断。譬如，“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勤劳的”。第二种是全称否定判断。譬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勤劳的”。第三种是特称肯定判断，譬如，“有些中国人是勤劳的”。第四种是特称否定判断，譬如，“有些中国人不是勤劳的”。只要仔细去分析，任何述及事实的语言，实际上都是由这四种格式所组成。
逻辑学中的第二个部分是推论，推论有基本的形式，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法作为说明。所谓三段论法，是指“一种论证，只要假定某事成立，则其他事物亦因某事之真而随之必然推衍出来”。深一层言之，所谓“假定某事成立”，就是指论证的前提，所谓其他事物，则是指结论而言。亚氏的三段论法是由大前提、小前提及结论所组成。譬如，我们以“凡人都会死”为大前提，以“苏格拉底是人”为小前提，便可推论出“苏格拉底会死”此一结论。
　……

西方哲学与人生 第二卷 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学历：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
经历：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
荣誉：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
曾获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发教学特优奖。
其《成功人生》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儒道天论发微》获“中正文化奖”。
傅教授是台湾地区著名的哲学普及大师、演讲家。近十几年来，每年开展200多场人牛哲学讲座，从学校到企业，从文化团体到基金会。都常见其身影和足迹。还多次应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
　　大陆已出版作品包括《哲学与人生》（东方出版社）、《智者的生活哲学》、《智慧与人生》、《赢的人生哲学》、《孔子的生活智慧》、《心灵导师》、《自我的觉醒》、《傅佩荣<论语>心得》、《人生中不可不想的问题》、《傅佩荣细说老子》、《傅佩荣<庄子>心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解读论语》、《解渎易经》、《解渎庄子》、《解读老子》、《解读孟子》（线装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