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十岁时，孟氏家族听说孔子知礼。他们虽然身为贵族，却曾因为不懂得礼仪而犯错，于是邀请孔子来当家教。由于贵族子弟请孔子指导念书，也吸引了邻近的亲朋好友，无论大人、小孩都跟来了，孔子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收学生。其中年纪*大的是颜渊的父亲颜路，他们原本是邻居。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不久也投入孔子的门下求学。
　　《为政》里说：“子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复习学过的知识，而获得新的体会，就能够当老师了。由于孔子能不断地“温故而知新”，了解传统经典，从中获得个人的创见，更因此可以“诲人不倦”。学生学习的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学《诗》、《书》、《礼》、《乐》等传统经典，学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这里“礼”、“乐”出现两次，前者是指理论的部分，后者是指实践的部分。
孔子从小虽然家境贫寒，但他通过学习，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能力，因而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但光这样还不够，对孔子而言，他始终对于天下、对于百姓有一种责任感，这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觉得应该努力去帮助整个社会，不过当时鲁国的国势比较衰弱，加上内部经常有政争，根本无法实现孔子的理想。
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国君被驱逐出国，流亡到齐国，孔子也跟着来到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景公，他很欣赏孔子，觉得孔子是可用之才，不但准备予以重用，并想封一块地给他，不料却遭到宰相晏婴的极力反对。晏婴认为孔子的思想学说大多不切实际，而且讲求的礼节也太繁琐，齐景公因此打消了想重用孔子的念头。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时也都很难发挥抱负，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它本身的政治结构与势力，孔子的卓越才能，反而让他被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
孔子在齐国待了两年，一直努力不放弃出仕的机会，但始终未获青睐，*后只好选择离开。关于孔子的离开，《孟子·万章下》有一段记载：“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日：‘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他决定离开齐国时，正好是快吃中饭的时候，此时米已经下锅洗了，他捞起米就走，连把米煮成饭等吃饱再走都不愿意。晚年离开鲁国时，孔子却是“迟迟其行”，也就是走一段路就停下来，停了好一会儿，再走。目的是希望鲁国国君能回心转意，再把他请回去。同样是离开，孔子的态度为何有如此大的落差呢？原因在于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而齐国不是。孟子因此特别推崇孔子，认为他做任何事都恰如其分，是“圣之时者也”。
三十而“立”，是立于礼，一个人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在社会上也有工作，就能以合理的方式与别人互动。如何做到不惑？
四十而不惑，意即人到四十岁，就没有什么疑惑了。一个人怎样做到没有任何迷惑呢？《论语》里面有两段话提到“迷惑”，其中一段出自《颜渊》。子张向孔子请教什么叫做“迷惑”，孔子回答：“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意思是：爱一个人，就希望他一直活着；恨一个人，就希望他立刻死掉。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就是迷惑。另一段也出于《颜渊》，换成樊迟请教如何分辨“迷惑”，孔子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意思是：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吗？由此可知，迷惑与情感上的冲动有关。
古人没有机会自由恋爱，但是孔子却能了解感情之间的爱恨交织，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许多人往往因为一时的感情用事，冲动之下就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来。要让自己不迷惑，首先必须化解情感的压力，《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感发出来要恰到好处，这是儒家的立场。
孔子一方面通过学习，了解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迹可寻，有因必有果，由果也可以找到因，所以他做任何事都会根据来龙去脉做出安排。一个人如果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到了四十岁时自然了解人情世故，慢慢地就可以避免迷惑的问题了，这叫做“四十而不惑”。
但真正的不惑，具体来说是可以做到按照周朝的人文理想来发展。前面提过，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商朝是被周朝取代的，但是孔子却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意思是：周朝的文化发展非常好，因此我要追随周朝的道路。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周公制礼作乐，令孔子仰慕不已，他沉浸于周代的典籍，说自己年轻时经常梦到周公。“梦周公”一词，现代当作是作梦、打瞌睡之意，而这其实是孔子说的。《述而》里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我大概身体不行了，志气也慢慢地衰弱了，已经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
什么叫制礼作乐呢？在周朝之初，就是靠礼乐的制作让天下安定的。礼和乐的制作，需要两个条件：**，必须有天子的位置。第二，必须有圣人的德行。两者配合起来就是周公，经他制礼作乐以后，上行下效，天下大治。这是《中庸》所提的见解。做官五年，鲁国大治孔子很向往这样的境界，但他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也因彘了解到自己这一生对人生要有什么样的看法，应该往哪里发展。他知道在鲁国从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鲁君和三家大夫一直在斗争，所以孔子一直不愿从政，拖到五十一岁时才正式出来做官。
鲁定公让他做中都宰，也就是中都县的县长，成为基层的大夫。在孔子的一年治理之下，这个县变成了模范县。他制订的一些典章制度和税收方式被全国争相效仿，于是马上高升担任小司空。司空主要负责建设，属于主管工程方面的部门，他是副长官。几个月下来，成绩斐然，又被升为司寇，负责司法，管理法律如何执行和维持社会治安。
孔子担任司寇时，鲁国的政局开始走上轨道。鲁君后来和齐君相会时，孔子也曾一同前往，表现极其卓越。他帮助鲁君和齐君谈判，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使齐国将侵占鲁国的土地全部归还。由于此次出访，孔子让鲁君在齐君面前完全不受委屈，贡献极大，回国之后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代理总理一职，这也是孔子一生中官位*高的层级）。
孔子“摄行相事”三个月， “鲁国大治”，过去市场上的欺诈现象消失了，大家听到孔子主政，都主动改善自己的行为。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这样描述：“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意思是：男女行路时都谨守本分，各分两边行走；东西掉到地上也没有人会贪心捡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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