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她的名义举办一个聚会，有音乐和食品。
第二天，我走访她生前居住的房子，试图去了解她*后的日子，我努力与她更近一些。姨妈也在那里，我跟她谈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可是却换来了一阵沉默。我不知道这是沉默，还是不做理会。*后，我问她是不是有些事情（死亡或者感情）让她感到不安？“不，”她粗率地回答，“但是如果要花我太多的时间，我还不如现在就去洗头发。”她的口气如此尖锐，就像生气了一样。为什么？难道我是一个侵犯者吗？她是在怨恨整理房子的任务吗？还是她想在整理房子的时候与自己的回忆独处？
我开始希望能够单独度过这段时光，一个人体验这份经历，用自己．的方式对过去说再见。
外婆葬礼那天，我那患病的外公尽管说不出一两个完整的句子，可是当他看见我哭泣的时候，仍然试图来安慰我。在场的其他人似乎并不承认有人死去，或者不承认有些事需要哀悼，也许他们是害怕表露这样的感情。外公是这个家庭里唯一以一种我能感受到的可信任的方式爱我和支持我的人。是不是他的死切断了我与这个家庭的联系？切断了我与我的过去的联系？我想是的。
在外祖父、外祖母生命的尽头，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是可悲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注定的命运吗？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吗？因为他们一生中经历过苦痛，还是因为他们的一生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这样认为吗？家的死亡像是一场沉痛的悲剧，可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对每个人而言，家的死亡比个体死亡更重要，更有特殊意义呢？
*后，对我来说，似乎整个世界都死去了，唯有我一个人活着。只有过去是真实的，只有过去没有变化，永远同我在一起。
在我差不多3岁的时候，外婆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去把鸡蛋从鸡窝里捡出来。母鸡们的家在我们后院的一个黑魆魆的小棚子里，那儿曾经是一个小车库，停放过一辆20世纪30年代的汽车。里面从来没有粉刷过，木头都是黑的，但作为一个鸡窝来说很安逸。墙的三面支着粗糙的木板，就像一个宽大的书架。就在这些架子上，我家的鸡弄好了它们舒适的窝，郑重其事地“坐”在里面，欣赏它们用漂亮的稻草建成的家。
我得把我的手伸到鸡身子下面去掏鸡蛋，然后把鸡蛋放到我的篮子里。鸡窝是温暖的，鸡蛋也是。有时候会有一只愤怒的鸡冲着你咯咯叫，或者发出尖利的叫声，甚至为了阻止你拿走它的蛋去啄你的手！这让人惊．谎，因为一旦有一只鸡发动了这场叛乱，大多数的鸡就会从各自的窝里扑棱起来，加入战团飞向你。它们扑闪着翅膀，大声抗议，想要把你撵出去。几乎每一次，它们都会取得胜利，我总是惊恐地跑掉，我吓坏了，手里拿着几枚来之不易的鸡蛋。我的样子让外婆很沮丧，她责备我以后，就会自己去鸡窝把蛋拿过来。她比我高大多了，当然不怕那些鸡。
喂鸡可有意思了。我们在后院的畜棚外面喂鸡，它们走来走去，互相说着话，一般看见我们来了都很高兴。你把谷粒扔向它们，它们就会飞快地跑过来，啄起散落在地面上的棕色谷粒。
后来，外婆不再想养鸡了，所以每逢星期六她都会杀一只鸡来充当我们星期天的正餐。通常星期天下午的这顿饭就餐的有6个人，包括亲戚和客人。吃饭的大桌子上铺着一张手工钩花的象牙色桌布，看起来非常有节日气氛。
在这个时候，外婆常常会告诉我，可以吃鸡肚子里还没完全孵化好的蛋，这是她对我的特殊优待。她会在每个人的注视下把它们放到大浅盘里，这些还没生出来的蛋就像石弹子那么大，非常好吃。我把它们盛到星期天才可以用的银勺里，然后再放进我的嘴里，这整个过程都非常有趣。但是，尽管这样，很快地我也不想吃这些蛋了，因为这让我感到羞愧，就像自己被娇惯着，十分不舒服。我也不喜欢餐桌上每个人看我的那种方式。
但是*让我感觉到不适的还是对头一天场景的回忆。外婆到后院抓鸡，小鸡发出凄厉的尖叫，像疯了一样地跑着，恐怖地喘着气，在我外婆的手里绝望地挣扎。外婆抓住它以后，就把它扣在一个木桶里，只让它的头伸在外面。在那只鸡狂暴的尖叫声中，外婆用一把沉重的斧头，剁掉了它的头。她拿起木桶以后，鸡的身体还会动，这会持续几分钟的样子。这让我觉得恶心、不安，但是我不能向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她表示抗议。“你的爸爸妈妈走了，他们不会照顾你的”，我外婆（不是我外公）这样说。我不得不习惯她所做的一切。我是一个不付钱的客人，没有挑东拣西的权力。我得做一个让人喜欢的有礼貌的孩子，无论如何，我都得——或者强迫自己——顺应别人！
杀鸡真的像我记得的那样血腥吗？毕竟，如果不是她去做，那么谁来为我们杀这只鸡呢？宰杀动物对于农村或农场家庭来说是那么寻常。和我一起上学的孩子们饲养他们喜爱的小牛小猪，之后把它们送到市场上卖掉，供人宰杀，孩子们还可以因此得到奖赏，难道这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吗？也许是贫穷迫使外婆这样做的。家里没有一顿像样的星期天晚餐一直使她尴尬，除了这么做之外，她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她的愿望。但是我是带着恐惧看着她的，那是我**次体验纯粹的、原始的暴力，太可怕了。她看起来是那么的铁石心肠，残忍、务实而又冷静。
“那么你的家人呢？难道你不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吗？”
“什么？我的家人？嗯，我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们就是我的家长。”
“你为什么和他们住在一起？你的父母呢？我是说你的爸爸妈妈。”
“我马上就能回答你，但是首先，让我告诉你，它在我脑子里记得很清楚，我还记得一些别的事情……”
外公外婆和我住在密苏里州的哈里•杜鲁门（美国第33任总统，1884—972。——编注）的家乡，地处美国的中西部，离堪萨斯州非常近。我外公终其一生都是杜鲁门的坚定支持者和一名民主党人。杜鲁门总统来自附近的独立市，我的外公和他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外公从附近一个森林的“颈项”处来，他们是这样叫那个地方的。那里的人长得都差不多高，中等身材，穿着相似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他们的个性都很倔强，属于黏液质的性格，而且毫不怀疑地追求公平与正直。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的待遇，你不能去取笑别人，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就在我猜测杜鲁门扔下那颗炸弹以后都想些什么的时候，我也会去想，我的外公会不会这么做。我外公还是新闻评论员沃尔特•克隆凯特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因为沃尔特也来自圣约瑟夫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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