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智慧是中国政治文化重建的重要资源
第四节从中国儒家立场对“全球伦理”的几点看法
(一)当今之世不可能形成一种“全球伦理”
(二)切实遵循各种文化中已有的“本土伦理”
(三)《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四)几个具体问题
第四章政治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及东亚政治文明
第一节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一)儒家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方向
(二)儒家文化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三)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四)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的重建
(五)儒家文化与中国道德精神的回归
(六)结语：儒家文化能“证成”并“贞定”中国式的现代化
第二节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文明的回归与重建
(一)东亚概念及其政治传统的界定
(二)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
(三)东亚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
(四)结语：东亚政治文明的回归与“政治东亚”的重建
第五章政治儒学与中国民族主义
第一节中国无根的民族主义之缺失及其对治之道
(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无根的民族主义
(二)中国无根的民族主义不能把中国建成现代国家
(三)以儒家传统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是把中国建成现代国家的先决条件
(四)结语：以儒家文化建立中国实质性的民族主义
第二节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
(一)基督信仰与历史文化
(二)基督信仰与民族精神
(三)基督信仰与生命选择
(四)结语：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永恒冲突及其相处之道
第三节评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观
(一)文明的冲突是永恒的冲突
(二)文明的差异并非导致武装冲突的主因
(三)文明冲突的性质
(四)儒家并不可怕
第四节《春秋》书法下的戊戌变法
(一)何谓“实与文不与”的《春秋》书法
(二)“实与”戊戌变法
(三)“文不与”戊戌变法
(四)结语：《春秋》书法的现代启示

精彩节选

《政治儒学》盛洪序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近年来却为一些非经济学的论著所吸引。最初的动机是好奇，却无意间发现了新大陆。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阅读中国古典文献时，发现了系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其意义是不同文明的互证，同时我也为偶然处于中学和西学相打通的领域而兴奋。后来知道，自然秩序的思想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沟通过中国和欧洲的思想界。最近和两位台湾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同仁聚谈，才发现他们已经把中国的古典文献写进了名为《经济学原理》（黄春兴和干学平，1994）的教科书，并将经济学的鼻祖上溯到荀子。再后来阅读非经济学的文献，主要是出于对经济学理论的苦闷。80年代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经济学新理论所引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激动已经逝去，我们终于承认，大师一级的理论创新的速度肯定赶不上我们阅读的速度。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读书已经够多，经济学已无新可创，而是说就我追求的思想跃进而言，非哈耶克、布坎南、科斯和奥尔森这样级别的人，不足以引起大波澜。后来我读到了蒋庆。我指的是他的《公羊学引论》。我惊奇地发现，他思考的是与我同样的问题，即所谓“制度性的焦虑”，只不过运用的是不同的学术资源──公羊学。我的国学本来就没功底，更不知公羊学为何物，但在蒋庆先生的书中发现，从公羊学导出的对制度的看法与从制度经济学导出的看法极为接近。制度经济学说“制度是重要的”，公羊学说“公羊学的焦虑是制度性焦虑”；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通过长期互动形成的规范，从而是有效率的”，公羊学则主张“用制度来完善人性”，因为“制度是一种善的力量”；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公羊学则宣称其目标是“改制立法”（蒋庆，1995，第2?9页）。这两种背景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在对同一问题的讨论时有着如此相近的看法，不能不使我暗暗称奇。在这两者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神秘联系，我不得而知。但这已足以将我的目光吸引到蒋庆先生的研究上了。
终于我到深圳拜访了蒋庆先生。他自称是清流，承担着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的重任。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个流派。一个姑且称之为“现代化派”，即当初打倒孔家店，引进西学，后来在中国实行政治革命和经济改革，以中国现代化为己任的一群。这一派声势浩大，威武雄壮。大多数知识分子加入了这一派的行列。其代表人物从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蒋介石，从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其成果是创建了现代民族国家，奠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实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派就是所谓的“清流”，即继承中华学统，坚守中华传统价值，弘扬中华道义理想的一派。这一派是微弱的、细细的、但却延绵不断的流水。他们势孤影单、和者寥寥。加入者只以个人计。其代表人物从王国维、辜鸿铭、陈寅恪到梁漱溟。他们人数虽少，却影响甚大，不仅以他们的学问，更以他们的人格力量。因为他们的学问和生命是融为一体的。蒋庆先生自认是他们的传人，担负着继中华往圣之绝学的使命。在我看来，这两派并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道路，唯有中华民族的存在，才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因为民族是文化的载体；但现代化不是中华民族的、也不是世界的道德理想和终极目标，如果是，中华民族就用不着“救亡”。因此，一个民族如果不想成为“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就必须在现代化的同时保持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这种道德理想也许就植根于传统的文化价值中。作为一个人，他很难做到，在实现目标时不被手段所异化，错把手段当目标；一个民族也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但有幸的是，一个民族有不同的个人，他们可以在推进现代化和坚守道义理想之间做出分工。这就是“现代化派”和“清流”的不同功用。近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如曾国藩、王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一直是以改变和消除国家民族间弱肉强食规则为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的，他们总是在道义理想和现代化之间寻找平衡。但是平衡是很难维持的。富国强兵往往要以放弃传统的和平精神和天下主义为代价。尤其是“五四”以后，推进现代化的人们不得不走上反中华传统的道路，而把现代化本身视作道德理想，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举作旗帜。在这种背景下，“清流”的意义就非常重要。它发出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全中国都听得到；它在不断提醒这个忙于现代化的中国注意，不要忘了她的道义目标，否则这个现代化就没有道德基础。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以香港回归为标志，中国的救亡任务也宣告基本完成，提醒国人不要忘记我们的道义理想，告诉国人我们还有比现代化更为伟大的目标，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在这时，“清流”的涓涓细水，就有可能变成浩浩荡荡的大潮。这也许就是蒋庆的工作越来越吸引其他知识分子、包括我这样的外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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