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2000年8月20日）
 
《政治儒学》自序
 
我撰《公羊学引论》时，已明确意识到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政治儒学”传统，此传统区别于以宋明心性之学为代表的“生命儒学”传统。在撰《公羊学引论》前后三年时间中，以及《公羊学引论》出版后的近五年时间中，我的学术兴趣除在“阳明学”外，主要都集中于对“政治儒学”的思考，即思考“政治儒学”如何回应当今中国的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中西文化冲突问题以及儒学未来发展问题。通过这些思考，我认为当代新儒家“本内圣心性之学开新外王”的路向已走不通。此走不通有两点：一是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只解决个体生命意义的安立问题，不解决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问题；二是当代新儒家把儒家的外王事业理解为开出由西方文化所揭橥的科学和民主(所谓“新外王”)，如此则儒学不能依其固有之理路开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即儒家式的外王大业。夫如是，当代新儒家有“变相西化”之嫌，当代儒学则有沦为“西学附庸”之虞。若依当代新儒家“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儒学果能开出科学和民主，则儒学必丧失其自性而不成其为儒学矣，何发展之有!发展只能在其固有理路上发展。背离其固有理路求发展，发展只能是歧出或变质。职是之故，当代儒学必须转向，即必须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因“政治儒学”是儒家特有之“外王儒学”、“制度儒学”、“实践儒学”、“希望儒学”，中国今后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之政治礼法制度当由“政治儒学”重构，而非由“心性儒学”开出。
强调由“政治儒学”重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一百多年来都在拼命学西方，从科学技术、经济体制、法律体系、政治制度一直到生命信仰、价值理念、审美态度、教育方式、学术研究、衣冠礼俗、器物日用都在不断西化,其中，政治的西化是一切西化的核心。吾人须知,政治不同于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可以相对独立，政治最直接地关涉到人的宗教信仰、价值理念、道德意识和文化认同，即直接关涉到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如果某一政治形态改变，即意味着某一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改变；某一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改变，即意味着某一文化灭亡。故极而言之，政治形态亡则文化亡!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复天下，社会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是人类不堪居住的世界，而文化正是某一民族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载体与总汇。故在政治领域，政治形态即代表着文化价值，若中国的政治形态依当代新儒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时学所言应朝民主方向发展(不管这一民主是“儒家的”民主，自由主义的“真正”民主，还是其他形态的民主)，皆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在朝西方文化的政治模式发展，使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在当今中国不可能，此必导致中国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从而文化灭亡。西方列强没有通过武力亡中国，中国现在已站起来成为世界大国，但西方却通过强大的文化影响铺天盖地地席卷中国，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此非危言耸听，凡有文化意识的中国人皆可察觉。职是之故，强调由“政治儒学”重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即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矫正中国百年来政治发展方向的歧出。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回到其文化本源上来确立其大根大本，以回应西方文化在政治领域，即在文化深层价值领域的挑战。夫如是，若重建“政治儒学”的努力可成功，“政治儒学”在今后果能重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则中国固有之政治形态不亡，而中国文化可救也。
……黔中蒋庆序于深圳布心花园布心书屋
 
《政治儒学》部分正文
 
第一章政治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第一节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
新儒学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人们一开始激烈反对，后来逐渐同情，最后认同接受。就连反对新儒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新儒学是当代中国学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学术力量。新儒学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贡献可谓有口皆碑，功不可没!但是，毋庸讳言,新儒学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受到来自学术界各个方面的猛烈批评。其中大部分批评都集中在新儒学同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上，即新儒学的外王问题上。这些批评有的根本不懂儒学，固无足论；有的则相当中肯，说到了新儒学的要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这些批评都是来自儒学传统之外，其批评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儒学，完善儒学，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所持之学高于儒学，儒学实不足取；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客观公允,四平八稳，足以对新儒学的是非功过作一番所谓纯学术的考察而已。这种从儒学传统之外来批评新儒学所得出的论断有的虽然有中肯之处，但在解决新儒学面临的问题上则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偏颇错谬。因此，要真正做到中肯地批评新儒学，并正确地解决新儒学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从儒学传统的内部来批评新儒学,即进行儒学的自我批判，发展新儒学，完善新儒学。下面，就分四个部分来进行论述。
(一)当代新儒学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未能开出新外王
任何一种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文化，都必须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透显出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一是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人间社会，形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甚至以出世为特征的印度文化都不能例外。如果一种文化只在人的生命深处透显出天道性理而不能将此天道性理化为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即不能在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中体现出天道性理的价值，这种文化就是残缺不全的文化，这种残缺不全的文化最后会因为得不到具体文物典章制度的滋养而衰萎死亡。这是因为个人的身心性命固然能支撑住天道性理,但支撑不住整个的人类文化，人类文化只有建立在内在生命与具体文物典章制度相结合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上才能存在。因此，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伟大文化都曾积极地去制定文物典章制度，建立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但是,以此来衡量当代新儒家,我们发现，当代新儒家只能在生命中透显出天道性理，而未能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中国社会，因而不能在中国建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鉴于此，我们不能不说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化，不能不沉痛地指出新儒学面临着衰亡的危险!用儒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新儒学未能开出新外王，仍然有可能成为“绝学”。这是当代新儒学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研究当代新儒学不能回避的最大课题，而要了解当代新儒学面临的这一危机，就必须首先了解当代新儒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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