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经典之美 在学术的讲演中聆听经典的秘密 作者：孙绍振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7679-3 定价：49元 出版时间：2017-04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该刊的年度大奖。又被推荐到鲁迅文学奖，到最后一轮，没有成功，据说，

　　不是文章，而是余秋雨这个人有争论。但是，余秋雨的散文艺术的影响却遍

　　及神州大地。余氏散文无疑带来了一股冲击力，有一种鬼使神差的力量，

　　一种无声的命令，推动着作家们在山山水水面前改变了眼光，超越自然景观

　　的诗化，进入了人文景观的透视。

　　批评家们骂出一万篇文章来也不顶作家模仿余氏散文的一窝蜂景观。只

　　有为散文带来历史的突破的，才有这样的殊荣。

　　以余氏的《三峡》为例。在余氏出现以前，谁不会写一点三峡风光呢?

　　但是遇到一个困难，三峡的自然风物已经给前辈大师写穷了，余秋雨自己就

　　老老实实承认，“在三峡是寻觅不得诗句的”，找不到更好的诗句，余秋雨就另谋出路了，他不再单纯写三峡风景了。他抓住两个人文性质的故事和自然山水的一个特点让它们猝然媾合。第一个故事是，李白流放到这里，中道遇赦，写了一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第二个，是刘备白帝托孤的故事。余秋雨听见了在播放的京戏《白帝城托孤》。第三个，就是自然景观了，他并不全面去描写，而是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特点，三峡的涛声。然后把这两种文化景观和一种自然景观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象。

　　关于三峡的经典诗文那么多，从来没有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交融为一个感性的意象。余秋雨的这个创造，说是破天荒的也不为过。要知道，本来，李白是一回事，这个刘备又是一回事，两个人相差几百年，可谓八竿子打不着。刘备死的时候，过几百年，李白才出世。李白在写《下江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刘备。当然，三峡与这两个人都有关系，但是有关系的不是余秋雨笔下的江涛，而是，白帝城的败局啊，航行的急速啊，猿声之凄厉啊，但，这一切，余秋雨都舍弃了，独独选中潮水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声音”，他抓住了“声音”这一个特点，同化了李白、刘备的典故，让李白刘备的典故也集中到“声音”上来，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艺术的有机体。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为了把这两种历史人文紧密地，而不是松懈地结合起来，余秋雨让本来

　　互不相干的李白和刘备结合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在统一体之中。一个是对自然美的朝觐，一个是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一个是诗情，一个是战火。由于置于矛盾对立之间，互不相干的人文景观紧密地统一起来了，但是这两种人文景观和三峡的自然景观，还是处于游离状态。余秋雨进一步把“声音”(自然景观的声音)，转化为“争辩”，这就把自然景观人化了，渗入了两种人文景观的矛盾，三者就水乳交融地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意象。这样余秋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散文意象模式。很明显，这样复杂而又自然的想象重构，对当代散文的想象边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用文化景观的特点去解释自然景观，不仅仅是抒情，而且是在激情中渗透了文化的沉思，把审美的诗化和审智的深邃统一了起来。这就叫作气魄，这就叫作才华。

　　传媒的力量是惊人的，但是，毕竟是以时效为特点的，而艺术却有一种跨越时间的生命，比传媒的力量要持久得多。正是因为这样，余秋雨才骂不倒。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不但越来越得到认同，而且吸引了差不多一代以上的追随者。一些年纪并不轻的、面临艺术危机的散文家，因而在艺术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年青的太多，就不说了，光是中年的，就有福建的朱以撒，北京的卞毓方。老一些的，有北京的李存葆、梁衡(此人是出版总署的副署长)，还有辽宁的王充闾，得过鲁迅文学奖的。

　　可以说，没有余秋雨的启示，他就不可能得鲁迅文学奖。相当一批作家，就在余秋雨挨批的时候，偷偷地学余秋雨。越来越体悟到文化散文这个路子，这个办法很好，自然景观都写穷了，弄一点文化故实抒写一番，可以立竿见影啊。

　　于是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满足于讲文化典籍的赞叹。现在年青的批评

　　家谢友顺，说过去我们是滥情，现在矫枉过正，产生一种专门讲文化故实，

　　变成“知识崇拜”“知识炫耀”。用我的话说，滥情末流还没有彻底消灭，

　　滥智”的潮流又油然而生。

　　问题在于，在余秋雨那里，文化故实的智性和诗情的想象结合成天衣无缝的意象，而在这些人士笔下，文化知识是知识，作家的心灵是作家心灵，两者并没有交媾，所以没有生育能力。这就产生了“两张皮”现象。例如梁衡先生，先写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然后写科学家，包括伽利略，再写辛弃疾、李清照。但是，并无灵魂的交媾，艺术散文蜕化为科普知识。正是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研究，免不了出现“硬伤”。今天有不少学物理的同学在场，我来班门弄斧，举一个例子。梁衡在散文中，赞叹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实验。这是一个外行的常识错误。从自然科学史上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传说，并非真正的事实。霍金在《时间简史》上就说没这回事。但是，在我们国家，以讹传讹，已经弄到众口铄金的程度。梁衡先生错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研究过第一手材料。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起初是伽利略晚年的学生维维安尼弄错了，他在《伽利略传》中提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落体实验，证实了所有物体均同时下落。但史家考证，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伽利略做过这一实验，因为伽利略本人从未提起过。但是，此前类似的实验已经有人做过。1586年，荷兰物理学家斯台文以重量为一比十的两个铅球，从30英尺的高度丢下，二者几乎同时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围观者清晰地听到两个铅球撞击木板的声音。伽利略后来听说了这个实验，可能也亲自动手做过，但是由于空气阻力而不太准确，严格做起来，结果不一定对伽利略有利。事实是，有个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为了反驳伽利略，真的于1612年在比萨斜塔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表明，相同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体并不是同时到达地面。伽利略在《两门新科学》中对此有所辩护。意思是，重量一比十的两个物体下落时，时间差距相当小，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说差十倍。为什么无视亚里士多德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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