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业康介绍，“三反五反”时，姚平管辖着社里材料科的备用纸库。当时材料科有人因纸张问题被打成有“贪污行为”的“老虎”，姚平自己并不经手纸张，却被牵连，受到降级处分。此事*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王业康因肺病住院逃过一劫。他与姚平、李庚曾同住东单二条一两进小四合院。据他观察，姚平家有钢琴、地毯，姚平本人抽好烟、穿西装，着装整齐干净，文艺界朋友又多，常下馆子聚会，保留了许多当年在上海做自由职业者的习惯。与社内解放区来的“土八路”形成极大反差。这在流行穿列宁装，以朴素为荣，彰显“革命”的年代，显得非常“扎眼”。
1955年肃反运动一开始，解放前姚平的“复杂”经历和社会关系就被人“盯”上了。团中央下派的运动领导小组把姚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王久安说，当初不叫“肃反”叫“审干”，目的是把反革命分子从干部队伍里挖出来。王久安和爱人同在稿件科，肃反干部曾向他们追问姚平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既是启发，又是威胁：“你们是共青团员，不是要争取入党吗？如果你们不讲，就会影响你们的政治前途。”王久安回答：“我知道我肯定揭发，但没有东西，我不能胡说八道呀。”尽管王久安历史清白，出身劳动人民，但夫妇俩还是因为不积极揭发问题，被扣上立场不稳、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帽子。肃反结束后，虽然并未查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姚平却被一撸到底，调美术编辑室设计科当普通设计员。
王久安回忆，*初大家都以为整风运动真的是想听取意见、纠正错误、改善党群关系，所以情绪高涨，出版社院子里贴满大字报。当时《中学生》杂志的主编是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叶在大字报中提出，用三千门大炮，把造成党群关系隔阂的墙轰倒。姚平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标题是“大炮轰在前，愿望写在后”。姚平提出了三点愿望：**，整风运动要和风细雨；第二，整风运动不要前紧后松；第三，整风精神万岁。王久安对我解释，肃反时姚平被隔离审查，对当时的凶险场面深有感触。对运动一开始的上纲上线，到*后的不了了之，非常不满。所以，他在大字报里写上了这样的话：我这个人经过肃反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态度。我只想到我曾经在国民党的警察局里受过这样的待遇。王久安说：“当时姚平心里肯定非常不满，他连这个话都说了。仔细想想，不但是对你（姚平）了，对我们呢？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出身劳动人民，还叫我交代问题，逼得我要得神经病。”
反右开始，姚平在劫难逃。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珠珠对我吐露了她当时的心路历程：“1957年父亲出事时我十三岁。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上级安排我们舞蹈学校夹道欢迎，谁知我连欢迎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从小爸爸妈妈和新中国剧社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九岁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乐堂看演出，组织上还安排我给毛主席献花。当时整天觉得天是蓝的，生活特别美好。所以当听到连夹道欢迎都不让我去时，人一下就懵了，感觉像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识到，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别人谁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业务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难，陈慧芝下放门头沟北京矿务局的艰难日子里，凤子承担起珠珠的生活费用，给予她呵护和温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学校毕业时，所有业务课都是5分。
提起给父亲写信的往事，珠珠说，“当时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通知父亲是右派。让我好好想想，揭发父亲对我的不良影响。我听了以后，怎么也想不出父亲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八岁到舞蹈学校，每天在集体环境生活，每礼拜回家，父亲朋友多，常要应酬，所以休息时间他也很忙，从没有很严肃地教导过我什么。只说过要我好好跳舞，以后当个舞蹈家。给父亲写信实际上是服从组织需要，表示一种革命态度。老师跟我讲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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