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生，浙江吴兴县人，全家靠父亲当裁缝谋生。姚平十八岁进上海美亚丝绸厂学徒，后到香港大中华印染厂当技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到港宣传抗日，姚平放弃自己的职业，加入这个进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姚平来到广西，先后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干事、范长江创办的战时新闻社记者、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团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他还在共产党创办的《青年生活》杂志，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姚平的昔日旧友多已故去，追踪其早期足迹，渺茫难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艺术家朱琳已年逾八旬，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调至桂林新中国剧社。谈起新中国剧社，老人感慨良多：“在演剧九队，不管怎么样国民党还发点零花钱。而在新中国剧社，所有经济收入都要靠演出和四处化缘。有时甚至连饭也开不出来，只好通知大家自行解决。”朱琳依稀记得，姚平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在外面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全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排练演出费。据光光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组织上曾怀疑姚平在新中国剧社时期有经济问题。“新中国剧社的老人听说后都认为此事很可笑，当时剧社靠四处化缘才勉强度日，怎么可能呢？倒是我母亲有时要把她的固定工资倒贴进去。”
　 音尽管生活艰辛，从1941年秋在桂林成立，到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直至1948年停止活动，剧社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在后来的日子里，新中国剧社虽甚少被人提起，但它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姚平和陈慧芝相识相知于广西省立艺术馆，姚平在戏剧系，陈慧芝在音乐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44年2月2日，大女儿姚珠珠在桂林出生，珠珠有一双活泼闪亮的眼睛，晶莹如滚动的露珠，凤子为此给她起名“珠珠”。凤子原名封季壬，笔名禾子，艺名凤子，是著名话剧演员兼作家、编辑。凤子的母亲和陈慧芝的母亲是亲姐妹。上世纪30年代，曹禺创作的《雷雨》、《原野》、《日出》初次亮相话剧舞台，凤子是四凤、金子、陈白露的首演者。
1946年抗战胜利后，姚平一家随新中国剧社回到上海。抗战期间，凤子和丁君匀、周钢鸣、马国亮等，在桂林创办了综合性文艺月刊。1947年4月，《人世间》在上海复刊。1979年第3辑《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凤子《（人世间>的前前后后》一文。据她回忆：《人世间》一直编到1949年上海解放……《人世间》的主编和编委都是义务的，冯亦代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丁聪不仅负责版面设计，每期从封面到扉页的美术设计和文章插图都是他一人“包办”。编辑秘书姚平统管一切行政事务。
1948年冬，形势日益紧张。凤子和《人世间》多数编委撤离上海，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姚平。姚平坚持把剩余的稿件编辑完成，出版了*后一期《人世间》，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在凤子看来，这“实在是难为他了”。凤子说：“大家工作如此投入，是我担任编辑工作以来**愉快的一段生活，我领会到‘同人刊物’的真正含义。”当年，无论是办报刊还是组社团，多为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专多能，人员少反而效率高。
1950年1月1日，姚平的朋友、原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庚负责筹建的青年出版社（1954年3月改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北口挂牌成立。鉴于社内出版力量不足，通过冯亦代介绍，李庚将私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人员及机器全部收编，正在该公司的姚平于1950年6月正式调至青年出版社。
关于姚平在青年出版社的情况，我先后采访了姚平当年的同事王业康和王久安。王业康解放前夕在上海办《新少年报》，50年代初调青年出版社，后任秘书长。王久安解放前在上海开明书店学徒，1953年随书店并入青年出版社，后任发行处处长。据王久安回忆，他们夫妇俩当时与姚平同在总编室稿件科，姚平任稿件科科长。稿件科的工作十分琐碎，姚平留给他印象*深的是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根本不像调查表所记“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王久安清楚地记得；1954年，社内出版诗人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封面要配一幅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画像。当时美术编辑室里没人见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照片，寻找也很困难。没有照片作参考，谁也不敢随便动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与此事无关的姚平主动找到朋友、油画家冯法祀，请他通过关系找到照片，画出了形神兼备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画像。
在王业康印象里，姚平不像领导，工作中的许多事情，不是交给底下人去办，总是自己默默承担，却又往往因与上级精神不合而费力不讨好。王业康分析，这大概与姚平多年来在社会上闯荡有密切关系。王业康认为，姚平虽然对外善于应酬，但在处理社内人际关系上却并不精明，政治运动经验更是缺乏。“不油滑”，王业康对姚平这样评价。
建国初，姚平的家庭安宁而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便被政治运动的狂飙风吹雨打去。
姚平家住北京东单二条10号，而非调查表所记“北皇城根38号”。当时家里铺着地毯，摆有钢琴，来往朋友多为文化界名士。据姚平的朋友许慰萱回忆，姚平“能讲上海话及普通话，但却带着湖州乡音”。妻子陈慧芝原为上海虹口十六中心幼儿园主任，调京后在全国妇联下属妇女干部学校任教员。陈慧芝幼师毕业，钢琴弹得好，闲暇时家里常响起悦耳琴声。1952年，八岁的珠珠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团学员班，与她同班习舞的有陈爱莲、李惠敏、赵汝衡等新中国**批舞蹈演员。珠珠骄傲地对我说，她的工龄就从那时算起。
在光光记忆里，父亲那时常带她到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剧院看话剧演出，有时还到公园玩。父亲沉静温和，从没有把自己受冲击带来的情绪传染给儿女。她说：“唯一我认为不太正常的一次是反右开始，我在《文汇报》头版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爸爸的名字。我当时特高兴，以为凡是上了报纸就肯定是好事儿，便兴奋地拿着那张报给父亲看。父亲看后却脸色非常不好，让我到一边玩去。多年后回忆起来，当时报纸肯定是把他作为坏人在批判。”
据调查表记录：姚平“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概括了他在解放后磨难不断提升的“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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