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与不满足，这个公式也不适用于各种生物的生活。例如下等动物的生活，差不多都有他的天然一定的要求：生于水者难容于陆，生于陆者则不适宜于水，适宜于巢居者则不能居于穴，适宜于穴居者难栖于巢。其饮食起居行动，往往都有定数：例如马牛不肉食是。像这样的生活多有一定的要求，无所谓满足与不满足。让一步说，就算他是一种满足与不满足，然而也应分别人、动物及植物之不同。无奈梁君并不如此。且看他的满足与否之解释：
（一）可满足者，此即对于物质世界——已成的我——之奋斗。这时只有知识力量来不及的时候暂不能满足，而本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譬如要求升天，因为知识力量不及，所以不能满足，而自发明轻球也可满足。（二）满足与否之不可定者，如我意欲向前要求时，为碍的在有情的（他心），这全在我的宇宙范围之外，能予我满足与否，是没有把握的。如要求旁人不恨我。（三）绝对的不能满足者，此即必须遵循的因果必至之势，是完全无法可想的。如要求永远不老死。（四）此条与以上三条不同，是无所谓满足与否做到与否的。这种生活是很特异的，如歌舞、音乐以及种种自然的情感发挥。全是无所谓满足与否或做不到的。（七十六页）就这四条满足与否的解释，似乎是专指对于人的生活而言，其范围不外乎人的生活是如此的。例如一条之取譬发明轻气球，二条之取例我要求旁人不要恨我，三条之求永远不老死，四条之言歌舞音乐，以及种种自然的情感发挥。这些生活的现象只有人是如此的，而他生物之生活是不能的。但是他在七十六页上解释生活道：“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作相续。”又说：
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物或生活实不只以他的“根身”——“正报”——为范围，应统包他的“根身”“器界”——“正报依报”——为一个整个的宇宙——唯识上所谓“真异熟果”——而没有范围的……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
照这种生活的解释看来，明明的不是专指人类的生活而言可知。且这四条解释生活之满足与否，并不尽然，例如第四条之言：“歌舞音乐以及种种自然的情感发挥，全是无所谓满足与否或做到做不到的。”其实歌舞音乐是一种抒情的兴味，兴尽而止。这种现象，很可以说是可满足者。又在七五页中之第三层修订，所谓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的解释道：
人类的生活细看起来，还不能一律视为奋斗……如乐极而歌，兴来而舞，乃至一切游戏、音乐、歌舞、诗文、绘画等等情感的活动，游艺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潜力之抒写，全非应付困难或解决问题的。所以亦即全非奋斗。我们说这些事与奋斗不同，不单单因为他们是自然的流露而非浮现于意识之上的活动，也因为其本性和态度上全然不同。
这一段修订也一样的不妥当。一切情感的活动和艺术的创造以及各种精神上的表现，依我之见，都是人类生活的奋斗。诗人见境生情而为诗，或由联想而成文，常人兴来而歌唱出音，尽兴而止。这都是人类解决抒情的生活问题之一种奋斗。人类生活之精神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痛苦，不能说物质的生活上受痛苦是痛苦，而精神上受痛苦不算痛苦。音乐家作乐，绘画家绘画，游戏者游戏，创造家创造，无一而不是表现他的情感生活。假使有人禁止他作这种生活，他立刻就会感到痛苦。若要解决他这种痛苦，则唯有凭他作去。不能因为他的本性和态度上不同，就说他不是一种生活的奋斗。总之，与其说生活是没尽的意欲和满足与不满足，不如说生活是没尽的要求和不断的应付。这种说法比较适用的普遍一点儿。无论他是什么生物都有要求比较，也都有应
付。
（丙）梁君以意欲的方向不同来解释民族文化的不同，我以为不妥当。何所据而以为意欲的方向不同，便是民族的文化不同呢？原来是梁君认定意欲为产生文化的本因。据梁君说：
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那么，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白的。（七九页他既认定文化之产生是由于意欲，意欲的方向不同，便是文化的各异。那么世界的民族文化有多少不同，即有多少不同的意欲方向。世界人类的意欲有多少不同的方向，应有多少不同的文化。究竟世界民族有多少意欲不同的方向呢？又有多少不同的文化呢？据梁君的观察，世界民族大约有三种意欲方向，即人生有三路向：
（一）向前面要求：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本来的路向。
（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就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变换自己的意思，不想奋斗，而是回想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的调和罢了。
（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走这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方法与前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但是*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七八-九页）以上所言的这三路向是哪种文化呢？梁君说：
（一）走**条路的是西方文化，
　　（二）走第二条路的是中国文化，
　　（三）走第三条路的是印度文化。
梁君观察世界文化和民族生活的态度，既得出人类生活的意欲有这三个路向，所以他就又把如何是西方化及如何是东方化的答案以公式表出：
（一）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于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模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
（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以生活的根本在意欲，又以意欲方向如何为文化不同之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固然是大半由于梁君的主观的观念太深之故的主张。然而断定中国、西洋、印度的文化态度，实在是不能说他全凭主观的观念所致。中国、西洋、印度民族的生活，的确有不同的三种态度。这是不能否认的实事。不过不是由于意欲的作用罢了。西洋、中国、印度的生活与文化之不同的所以然，自有历史之客观的实事去证明，昭昭然若揭，用不着拿主观的观念去解释。这话我们于末卷说明。现在且说人类的意欲是什么：人类的意欲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根本，更不是产生文化的本因。人类生活的根本，原来就是那些养生的物质。意欲是人类生理之要求借神经系的一种表现。他受生理之要求的支配且倾向物质之美。例如饥时其意必欲食，渴时其意必欲饮，寒时其意必欲衣，闷时其意欲必要抒情，如见美景之现象，其意欲之情境必有动之倾向，闻美声音其意欲必要发作，见一美一丑之色，其意欲必向美而避丑，遇一褴褛垢面之乞丐，则意欲必以为厌，遇一美貌衣冠楚楚之少年，则意欲必以为羡。这种人生之自然现象，虽有教育时刻的磨灭不令他厌贫爱富，可是于不知不觉之中，人生是要如此的。除非是梁君否认这个实事，不然，则所谓人类意欲者就是人生的一种工具。他与眼耳鼻等是一样同属于生理支配的。要知道意欲失了作用，人是可以生的。离开物质，则生是不成功的。若说生全靠物质则可，若说他以意欲为主则不可。文化之产生及其不同的原因甚复杂，其中之*要者以地理经济为主，教育次之，民族的遇合又次之。人生受经济的条件支配，是生理之自然的作用。意欲又受生理的支配。文化由于地理、经济、教育等的原因产生后，他又能创造产生的经济，所以文化有调节发达经济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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