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读书人认为，道教一直追随佛教，规摹仿效，毫无创造力。李养正说自己“往年所读有关道教历史方面的论著，学者们每谓道教之产生，乃因受佛教传入中土之刺激与启发，或径谓为模仿佛教而创立”。 顾颉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温和，以为“道教之所以成，一半在谶纬，一半在佛教”，并不全归于佛教之影响，但也指出：“假使无佛教输入，中国之道教决不会如此完备。” 这“影响”不仅是义理上的，连神灵系统和技术都不时被人发现“仿佛道而作”的痕迹。 且这也不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吉冈义丰说：“道教的形成，是佛教传入到中国后，受了她影响而促成的。”早期“只顾以模仿追从为重”，直到唐末才有自觉意识。 而按照安娜-塞德尔的说法：“在马伯乐之前，欧洲的学者主要把道教错认为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佛教赝品。” 不只是“模仿”，简直就是抄袭了。
胡哲敷认为，道教之所以衰落，就因其内容“多由佛教貌袭而来”，缺乏独立根基，“在思想界不能立足”。虽庙观建筑“极轮奂之美”，但信徒“多系无知愚众，与少数贪生畏死之帝王将相，所以遇着一代帝王宠眷了，它便气焰万丈；加以遏止，便要渐渐衰落”。佛教则既“有深渊的理论”，又有严整的“仪文制度”，自作主人。“帝王尊崇固然可以促进其教化，即帝王摧抑，亦不致损失其教理教义”。两相比照，就可知“道教虽然很普遍，而价值终不能如佛教”的缘故了。
晚清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也认为道教多依外力而存：唐宋时代，“道士所著之经典，概效释教之经卷，亦即法其功用，如所谓祈福也，求寿也，解冤也，禳灾也，超度也，祈雨也；而诵经拜忏之道士，遂亦不娶而直若戴发出家之僧也”，乃至“直甘食佛教之余唾而忘老聃为其教主矣”。艾氏据此断言：“道教之为教，实亦不克自主其规，必赖他教之扶持而始得立也。” 但艾氏对道教并不完全蔑视。他认为，道教失去其教主（老子）“恬淡无为”的本来“宗旨”，而“日趋日下”，皆因模仿佛教所致。

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作者简介

　　王东杰
　　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三联书店）、《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201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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