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文史爱好者与文化思想史研究者
面对激变，中国文化传统已经随着其所依托的整体构架的崩解，分裂为无数思想的碎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就此灭绝。实际上，所谓传统本非一个整体，其内部原本存有多元异质，一旦裂为片段，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自然会有不同的遭遇。然而，无论传统因子在此一变局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性”成长过程中不可能回避也不得不依赖的条件。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天然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样，我们也不要以为“中国文化”是永无变化的单质晶体。事实上，今日许多侈谈“中国文化”的人，完全是把自己偶然折取的一枝一叶，想象为整个森林。不幸的是，一个没有见识过全木的人所摭拾者，往往是枯枝败叶。因而，要继承和光大传统，首先要做的是下点苦功，等到真正了解和掌握了那个传统（实际是“那些传统”），懂得分辨其间的精粗优劣之后，再来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也不算迟。
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内容简介
本书撷取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几个片段，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异变，以及崩解后的传统碎片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催生、转化与突破作用。
在其中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自省逻辑如何将社会进化论改造成为强大的行动机制、历史观的改变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方式、声音文化的兴起如何引发知识变革中的“声音转向”、“道”的意识怎样参与现代学术理念和制度的型塑、科学概念怎样刷新传统宗教的形象、新旧文学怎样直接间接地对新史学的科研实践提供支援。
这番回顾表明，激活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既依赖于对我们自身传统丰富性和开放性的肯定，又依赖于对这些素质的强化和提升。
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目录
序论 传统的碎片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创生
**章 “反求诸己”与晚清思想界对进化论的认知
**节 起步未久的竞争
第二节 “竞于理”与“竞于力”
第三节 天行与人事
第四节 余论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节 史家的焦虑
第二节 寻找“进步”
第三节 余论
第三章 近代社会变革与言语文化的兴起
**节 “言语”的发现
第二节 民权政治与“言语”的勃兴
第三节 结论
第四章 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
**节 从取象到拟声
第二节 声音转向中的知识场域
第三节 “声音”的象征意义与知识现代性
第四节 余论
第五章 革命经验与任鸿隽的“建立学界论”
**节 书生造反与从政生涯
第二节 觇国者“先观学界”
第三节 余论
第六章 “宋学”修养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诠释
**节 “字彼之真以道”
第二节 走向“明道”的“求真”
第三节 结论
第七章 科学和近代道教之污名及其净化
**节 道教的衰落
第二节 道教与“旧文化”
第三节 “学”与近代知识人的道教批判
第四节 道教徒的回应
第五节 道教与中国科学的起源
第六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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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贯穿于“疑古”与“释古”之间的“故事”眼光
**节 “层累说”的建设向度
第二节 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
第三节 结论
第九章 从缪钺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
**节 史学视野中的“文史结合”
第二节 “文史结合”路径的形成
第三节 现代学风转移与“由文入史”
第四节 结论
征引文献
后记
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节选
道教予人的一个印象是一堆方术和神灵崇拜的杂凑，而义理系统异常薄弱，和佛教、基督教等“高等”而“进化”的宗教相比，差距就更加明显。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有“术”无“学”，有“技”而不能进乎“道”。顾颉刚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道教本来是一个杂糅各种神道的宗教，无论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接纳。要是基督教进来得早一点，我敢说基督教在道教里的地位一定可以和孔子相等。”这种杂糅性又使他一言论定：“所以道教真是一个只有崇拜，没有思想的宗教。” 信仰基督教而研治中国思想史的王治心（1881—1986）说：道教经典中，“除老庄具有高深学理以外，其他大都学理浅薄，不如佛教，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多大的贡献”。 杨玉生说：“道教既无中心理论，故无永久性之价值，亦无法抽其精义”，欲研究而不知从何下手。 研究道教史的傅勤家也抱怨：世界“各教有共同之点，亦有特异之点，道教亦然。惟各教皆有其历史，以行于世，而道教无有也。《道藏》之书虽多，要皆空虚妄诞，等于无物，无从采择”。 不啻是说：道教自己的论述毫无价值，必须由外人表述。
多数读书人认为，道教一直追随佛教，规摹仿效，毫无创造力。李养正说自己“往年所读有关道教历史方面的论著，学者们每谓道教之产生，乃因受佛教传入中土之刺激与启发，或径谓为模仿佛教而创立”。 顾颉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温和，以为“道教之所以成，一半在谶纬，一半在佛教”，并不全归于佛教之影响，但也指出：“假使无佛教输入，中国之道教决不会如此完备。” 这“影响”不仅是义理上的，连神灵系统和技术都不时被人发现“仿佛道而作”的痕迹。 且这也不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吉冈义丰说：“道教的形成，是佛教传入到中国后，受了她影响而促成的。”早期“只顾以模仿追从为重”，直到唐末才有自觉意识。 而按照安娜-塞德尔的说法：“在马伯乐之前，欧洲的学者主要把道教错认为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佛教赝品。” 不只是“模仿”，简直就是抄袭了。
胡哲敷认为，道教之所以衰落，就因其内容“多由佛教貌袭而来”，缺乏独立根基，“在思想界不能立足”。虽庙观建筑“极轮奂之美”，但信徒“多系无知愚众，与少数贪生畏死之帝王将相，所以遇着一代帝王宠眷了，它便气焰万丈；加以遏止，便要渐渐衰落”。佛教则既“有深渊的理论”，又有严整的“仪文制度”，自作主人。“帝王尊崇固然可以促进其教化，即帝王摧抑，亦不致损失其教理教义”。两相比照，就可知“道教虽然很普遍，而价值终不能如佛教”的缘故了。
晚清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也认为道教多依外力而存：唐宋时代，“道士所著之经典，概效释教之经卷，亦即法其功用，如所谓祈福也，求寿也，解冤也，禳灾也，超度也，祈雨也；而诵经拜忏之道士，遂亦不娶而直若戴发出家之僧也”，乃至“直甘食佛教之余唾而忘老聃为其教主矣”。艾氏据此断言：“道教之为教，实亦不克自主其规，必赖他教之扶持而始得立也。” 但艾氏对道教并不完全蔑视。他认为，道教失去其教主（老子）“恬淡无为”的本来“宗旨”，而“日趋日下”，皆因模仿佛教所致。
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作者简介
王东杰
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三联书店）、《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201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