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的起源(套装共5册) 作者：伊波利特·泰纳（作者），黄艳红，等（译者）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53441825 定价：320.0 出版时间：2016-01-01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Ⅱ

如果这个理论来自于某个闭门造车的思辨家，被一个独居于穴的疯子所推崇和鼓吹，那么一切都会得到合理解释：那位思辨家不过是纸上谈兵，利用抽象和空泛的人物自编自演，创造出这个理论来。疯子则因为与世隔绝的生活而被幻象所迷惑，在不断涌起的民众运动中任意针砭时局、挑拨是非、煽动变乱，并以“人民之友”的名义独断专权，对一切妄加评论。

如果说民众是因为苛捐杂税难以承受、食不果腹并受人蛊惑而接受这个理论并将之付诸于实践，这也不难理解：如果生活过于痛苦，民众会对一切充满敌意；对于受压迫者来说，任何可以使他们从压迫中解放的理论都是真实可信的。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党派领袖、立法议员、官员乃至政府要员和领袖们却接受了人民主权论；而且，随着这个理论的危害性在三年之中变得越发明显，他们对其更加趋之若鹜。他们亲历了社会在这个理论的敲打下分崩离析，却从不承认它包含着导致社会失序的祸心。面对足以为证的痛苦回忆，他们不但没有对其恶劣影响进行反思，反而继续为其歌功颂德。某些个人、党派、甚至几乎是整个议会都将这个理论作为教条，以狂热的、宗教般的虔诚将其贯彻到底。

于是，在其鼓动下，政客们走进了一条越来越窄的死胡同；他们陷得越深，相互之间的倾轧就越猛烈；*后，当他们在自己臆想之中的自由圣殿里走到尽头时，才发现自己所构建的不过是一座国家屠场，在担当屠戮者之后自己又遭到屠戮。而事实上，在所谓普世和完美的自由之上，他们所建立的却是达荷美式的专制政权；他们的蛮横不亚于宗教裁判所，血腥程度也有如墨西哥（指阿兹克人）的人殉。虽然监狱和断头台遍布四处，他们却对自己的合法性和美德深信不疑。即使在他们倒台时，他们依然执迷不悟，以殉难者自居。这种极端思想与极度傲慢的重合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也可谓难得一见。

然而，高度的虚荣心和教条式的理性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在任何国家，雅各宾派的这两大精神渊源都生生不息，在社会中暗流涌动。虽然它们遭受到现有体制的压迫和限制，却时刻想要突破历史的禁锢。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其他任何时代，穷学生寄居的阁楼、流浪汉的棚屋、破落的私人诊所和律师行都是培育布里索、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这类人的温床，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他们才没有发展壮大。

当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进入社会时，他的理性和自尊心都会遭受扭曲。

首先，无论他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都与纯粹的理性格格不入：社会并非是哲人立法者按照某个简单原则而构建出来的，它是历史而非逻辑的产物，将一代代人的各种诉求进行协调，并传承下来。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设计混乱无序，靠修修补补来维持的“危楼”，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对此不屑一顾。其次，无论这个年轻人所在社会的制度、法律和风气如何完善，都无法让他感到满意。而他深受“先辈们”的熏陶，思想被禁锢于后者所推崇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理论之中；即使他开始对此并不十分认同，但一经灌输，他就会像一匹被缰绳套牢的马，顺从地负轭前行。此外，从本质上说，任何体制都是等级式的，身处其中的年轻人，会发现自己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不过是体制的基层成员。即使是在*为开放自由，人人有机会进入上层的社会，处于精英和领导地位的人依然是少数，仍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发现自己不过是接受领导的普通百姓。每个入伍的新兵都会被告知他们将来可能成为法兰西元帅，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很快发现，这个机会过于虚无缥缈。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新兵们经常会无视军队纪律，反抗那些当初威逼利诱他们应征入伍的军官。同理，他们也倾向于突破旧制，接受某种可以将这些军官置于他们之下，让他们凌驾于长官之上的理论。人民主权论简明易懂，能够迎合这类阅历尚浅的年轻人，因此很快就被他们所接受和掌握：大部分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刚离开学校，需要为自己前途打算的青年学生们，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雅各宾派的影子。这属于一种成长期疾病。

在完善的社会中，这种疾病危害性不大，且易于消除。由于公共体制稳固可靠并得到有效维护，社会的异议者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足以撼动体制，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只会遭到体制捍卫者们的痛击。即使他们为此愤愤不平，但*终也会通过某种渠道融入体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他人影响下，他们开始懂得分析利益得失，生活也随之习惯化，*终成为体制的核心成员。当他们维护公共利益时，也在维护着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都会站到体制的一边，乐于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内一步步向前发展。他们不再公开对抗体制，也不再咒骂维护体制的暴力机关。事实上，当想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相互排挤，争先恐后地向上一层的社会等级攀爬时，他们甚至觉得暴力机关的存在和社会阶层的封闭都有其合理性，否则社会可能陷入更深的灾难之中。

如果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暴力机关过于软弱，无法有效地维护体制，那么所有的社会秩序就会被完全打破。很快，社会开始崩溃，混乱不堪，社会成员也变得浮躁焦虑，各种呼求与主张相互倾轧。每个人都要求绝对的自由；要求建立新的、充分开放式的社会阶层体系；要求尽可能地弱化维护体制的暴力机关。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所经历过的，其结果就是，曾经处于社会上层的特权者们被人们踩到了脚下，其中很多人死于动乱之中。长期的混乱状态被视为社会的*终秩序，穿着精致的权贵们不断地遭受着布衣平民们的践踏。

今天，高度虚荣心和教条式理性缺乏市场：没有任何所谓的旧体制对它们进行压制或打击。事实正好相反，新的宪法甚至对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主张表示鼓励。一方面，从法理上讲，宪法声称其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上，并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概念来阐明其规定的合理性：将一切法律交由哲人们讨论，后者根据其所支持的原则对法律进行解释或否定。而另一方面，从事实上看，宪法又将一切权力建立在选举之上，并赋予党派对政府的监督权：这实际上是在鼓励那些政客和野心家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比当政者更有能力，所要做的只是找出后者的弊端并取而代之。无论在哪种体制中，特权阶层的出现和社会压迫都无法避免，而被压迫阶层则成为了滋生鼓吹革命的动乱者们（包括那些咖啡馆政客、俱乐部演说家领袖、街头运动煽动者、广场动乱领袖以及委员会代理人）的温床；他们很快就会变得既桀骜不驯又不切实际，短短几个月后，炙热的革命情感就会将他们残存的理性焚烧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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