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史家不同，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现代历史学者们似乎天然地排斥假设，拒绝考虑历史虽未发生、但曾存在的可能性。笔者以为，这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实证主义，只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真相的工具，而非史学研究的目的本身。我们不能为了让研究符合实证主义设定的条条框框，而牺牲对真相的追求。我们不能被方法、被工具绑架。在现实生活中，即便再苛刻的实证主义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未来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小至个人，大至国家乃至世界，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未来走向。历史难道会不同吗？历史难道不就是过去的现实生活吗？
既然历史本身真实地存在过种种不同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就应当有勇气有义务去假设、去检讨可能的发展道路。只有明白了可能性为何没有变成现实，才能真正明白历史何以呈现出事实呈现的面貌。将历史完全解释为必然性，不为偶然性、个人选择留下空间，铁板一块、严丝合缝的研究才是真正值得怀疑的。[1]
笔者以为，如果不是耶律德光意外死亡，契丹从此据有中原，并非没有可能。首先，此时中原分崩离析，华夷区分泯灭，各地藩镇对天子是汉人、沙陀人，还是契丹人，并不介怀。
其次，早在阿保机崛起之前，契丹就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而此时上距大契丹国之建立，又已过去了三十年。其间阿保机重用汉人，努力将松散的部族体制改造为中央集权的王朝体制，将传统部族首领改造为君臣关系下的官僚，已初见成效。太宗朝继承了太祖的事业，汉化进一步深入发展。更重要的是，自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尽管不尽如人意，耶律德光毕竟有了十年的统治汉地的经验。从山林中走出的女真人，以两千人起兵，十一年后取代辽朝，越二年灭北宋，又十年废华北傀儡政权伪齐，总共才不过二十三年。女真可据中原而有之，契丹为何不可以呢？
其三，以往学者相信，在辽初政治中，存在一股以应天后代表的反对汉化、主张草原本位的潜流。这股潜流直接导致了世宗之死，并在穆宗朝涌出地面，蔚为大观。但本书已指出，不仅世宗遇弒与南下无关，应天、穆宗的保守形象也不可信。
总而言之，若非德光病殂，五代及其后的历史可能会因之改写。如果契丹长期控制了中国北方，我们能够想象，今天学界热议的“唐宋变革”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吗？
但世宗篡位改变了这一切。兀欲继位，其首要任务是巩固个人地位，中原被放弃。在皇位稳固后，世宗欲再度南下，却死于内乱。不过，世宗朝的制度建设，开启了大契丹国的全新局面。
契丹中央集权官僚制的真正确立，其标志是世宗朝北南枢密院及政事省的设置。与旧说不同，笔者认为北南枢密院是对后晋枢密院的直接继承，*初仅掌军政。北院针对的是部族势力，南院针对的是藩镇势力，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军事的控制。而政事省则是主管汉地民事的中央机构，亦服务于君主。
世宗被弑后，穆宗继位。从世宗朝穆宗之沉潜及即位后对处理叛逆的果敢处理来看，穆宗就天性而言，是一个相当理性、颇有政治手腕之人。而他即位初，也表现出欲有所作为的态势。不幸的是，穆宗性功能有障碍。尤其是应历七年女巫肖古事败后，穆宗一度相当消沉，而到应历十三年，看来他对此病之愈彻底绝望，从此狂疾大作，陷于酗酒暴虐不可自拔，终于酿成了为近侍所杀的悲剧。穆宗之疾，虽仅系其一身，但契丹扩张就此中止，却是造就辽朝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
景宗、圣宗二朝，面对北宋之崛起，契丹有着清醒的认识。澶渊之盟的缔结，是军事上双方都难以取得真正突破的结果。尽管就疆域而言，辽朝止步燕云，但其政权与社会的汉化仍持续向前发展。辽朝鼎盛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初步形成于景宗朝。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至圣宗朝趋于成熟。与此同时，圣宗朝还代表了契丹汉化的**个高峰。
从本书的研究成果看，西方汉学界的反汉化浪潮有矫枉过正之嫌。辽朝前期的这六位皇帝，都可以称得上是汉化派。太祖凭藉其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为大契丹设定的发展道路，为其后人所尊奉。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归功于开国君主阿保机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这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就已经长期附塞。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部落中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2]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3]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4]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5]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辽史·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6]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文化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诚然，我们也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辽初的汉化的确并不明显。[7]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朝前期的君主们应当都很清楚，他们的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以太祖为例，第二章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辽史·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8]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第二章所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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