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域经济 内容简介

14．梓州路
该路绝大部分在成都盆地之中，换言之，即占据了成都盆地的大半。但其自然条件却与成都府路有较大的差距。梓州路虽在盆地，然而史料中所表明的却不是平原，而多是丘陵，“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文献通考·田赋四》也言：“梓州路田为山崖，难计顷亩”，是宋代全国惟一没有田地数量统计数字的路分，说明其田地十分零散。
在这种环境下，各州的境况都不佳。如正居其中心的普州(今四川安岳)：“普地千里，圯崦走伏，率无良畴，大田若箕。三日不雨，地裂龟坼。”资州(今四川资中)：“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西南部的叙州(即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带)：“地陋隘夷……不当中州一小县，民劳苦多瘠。”其首善之区梓州(即潼川，今四川三台)，史料记载中有完全相反者，一说“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一说“潼川弁冕三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胜、衣冠人物、贡赋织组、民庶繁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线气”。矛盾在于物产是否丰富。前说者为郭良能，人物年代已不可考；后说者为李新，徽宗时人。如郭良能在李新之前，有可能是到徽宗时发展了，但李新所谓可与成都媲美当是夸大之词。其他诸州，就笔者所见史料，唯昌州(今四川大足)较好些，“有桑麻粳栋之饶”，但“凡衣食物资以养生者，不及他郡”，属于中等水平。
15．利州路
该路居四川北部，大多是山区。在这大半的山区中，环境差，生产落后，所谓“山居而谷饮……耕桑不足而商贾有余”。农业条件不好，只有利用靠近陕西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商业补充其经济。但由于基础薄弱，仍属贫困之地。利州(今四川广元)即是典型例子，“利于秦蜀为舟车咽喉，土瘠民贫，城郭庳而居室陋”；“地瘠财窘，虽丰年犹有艰食”。交通条件虽然有利，但土地贫瘠，物产并不丰富，城市根本谈不上发达，整个地区经济是落后的。
利州一路，惟有两个州的环境堪称优良，即位于汉中盆地的兴元府、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兴元府“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平陆延袤，几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杭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逊东北……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地形、土壤、位置和交通都有优势。洋州则“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上通荆楚，旁出岐雍”。与兴元府相似而稍次之。李新言：“梁(即兴元府)、洋间厥田上上，衣食为一路本源。”成为利州路的经济支柱。由此看来，利州路的自然条件优于梓州路。
16．夔州路
四川诸路，以夔州路面积*大，也是自然环境*恶劣之地。其境尽在群山之中，所谓“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稼穑艰难，*为下下”；“夔路*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木根食”。之所以刀耕火种，原因之一是土质甚劣。如施州(今湖北恩施)：“山岗砂石，不通牛犁，惟伐木烧畲以种五谷。”该路的绝大部分地方还是原始洪荒，土地垦殖率很低，而且穷山恶水之间还弥漫着瘴气。更糟的是由于山高，水源缺乏，在其路治所在地夔州(今四川奉节)，连居民饮用水也很困难：“夔峡州郡，民间无井饮。夔州城中引三洞、三臂两溪水分布之衢巷，贮以桐船木槛，年必一易，使汲者输钱以治之。”实际上是居民买水饮用。饮用水尚且如此，遑论灌溉农田!
川蜀四路的自然环境相比较而言，成都府路*优，利州路次之，梓州路又次之，夔州路不但是四川*差的地区，也是全国*差的地区。
11．四川
四川的农田水利工程集中在成都府路。“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水利状况良好。
此地有久负盛名的都江堰，灌溉水系分三大主流、十四个支流和九个堰，浇灌之利，泽及川西平原的成都府、彭州、汉州、永康军和梓州路的怀安军等地。在原有良好基础上，宋代又建立了岁修制度，使之不断完善，更好发挥作用。仅此一项，就表明了成都府路的水利建设十分发达，在当地农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柱作用。
成都府路的水利事业比前代有所发展，新建了一些项目。如宋仁宗时，韩亿在成都疏决七升江口，“下溉民田数千顷”。随后张逸又在此地作堰，“雍江水溉民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蜀州修建新堰，使390顷农田得到浇灌，受惠农户五千余家。成都府路面积不大，有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比较稳定，水旱灾害也较少。
梓州、利州、夔州三路，未见有较大的水利工程记载。如汪应辰说：“其潼川府路(即梓川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
12．广南
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十分落后，除了曾修复广西灵渠属于交通水利之外，未见有其他的记载。原因在于，这里土旷人稀，农业上不需要大的投资。“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皆弃而不顾。”这里的粮食生产固然离不开水，但选择面广，只利用自然水源就够了，不必人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此也可反映出广南农业生产的落后，完全是靠天吃饭，因而有“惰农”之称。至熙宁时广西水利建设才有了较大发展。
京西北部地区的水稻种植，大都是在北宋时推广的。如宋仁宗时，许州人还不会种稻，“张邓公镇许，召襄汉佃户教种公田”，发展水稻，不久即出现了“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盛况，获得了丰收。孟州的河阳县，原来“土人不习水田之利”，宋仁宗皇佑年间陈襄任知县时，开始试验种稻：“得水之可以溉田者……命其徒出钱十万，僦田二顷以试之。粳稻果大收!得谷以偿出钱者，其余犹足以供官。河阳人大享其利。”这里的种植推广也取得成功，每亩所产水稻的价值，至少是500钱，加上“其余犹足以供官”的部分，每亩产值大约在l000钱左右。河阳人之所以“大享其利”，就在于种稻产生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水稻的进一步推广已是不言而喻了。在唐州，经过知州赵尚宽大力兴建农田水利之后，产生了许多水田，种植了许多水稻，“昔之菽粟者，多化而为徐(即稻)”，使唐州改变了落后面貌，使京西的水稻种植面积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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