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甚至社员亦不必确定：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
 
这个“约定”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成为“学衡派”等同于《学衡》杂志所有作者这一界定得以建立的充分条件，关于“学衡派”这一概念的争论由此而来。这个约定用一种非常松散的方式规定了《学衡》社员的范围，表面看来是一种开放自由的姿态，实际上则是希望通过出入自由来壮大《学衡》的阵容，客观上有利于扩大《学衡》的势力。但从《学衡》的实际运作来看，这个“理想化”的“约定”从未明文出现在杂志上，许多在《学衡》上发表文章的人事先未必知道《学衡》有这种“约定”。根据一个大多数被约定者并不知情的“约定”而将所有《学衡》作者视为“《学衡》社员”，并给他们盖上“学衡派”的印戳，无疑是一种完全一厢情愿的做法。事实上，并非所有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人都愿意自认为“《学衡》社员”或“学衡派”成员，其中有些作者的文学倾向和文化主张，更是与吴宓、梅光迪等人相去甚远。如朱自清，作为吴宓执教清华时的同事，他曾在《学衡》第73期“文苑”发表过一首旧体诗，但他与吴宓等人的文学主张、文化倾向无疑有着天壤之别。再如陈寅恪，他从未公开表示认同梅光迪、吴宓等的文化倾向，更未在《学衡》或其他任何刊物发表文字批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作为吴宓的好友，他在《学衡》发表过文章，但他本人显然并不视自己为“《学衡》成员”。陈寅恪甚至屡次劝吴宓停办《学衡》，认为《学衡》对社会既无实际影响，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若把陈寅恪也视为“学衡派”成员，并把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包括在“学衡派”的学术成果之内，似乎太过牵强。
退一步讲，即使遵循这个“约定”，把所有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都看做是或曾是“《学衡》社员”，“《学衡》社员”仍不能等同于“学衡派”。虽然有些文人社团与流派存在直接对应关系，但并非所有的文人社团都能完全等同于流派，尤其是那些有着鲜明思想倾向或文化主张的流派，同一社团之内的人，其思想倾向和文化主张并非完全一致。中国历史上，文人结社的现象很常见，结社的起因各种各样，并非都是由于思想倾向和文化主张趋同，结社的目的也并非都是为了造成特定的思潮流派。若把社团与流派直接等同起来，容易造成社团研究与流派研究的混乱情况。朱寿桐先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流派概念的把握总体上还是显得宽泛、模糊，在许多研究者那里，流派这一概念几乎可以涵盖任何一种作家群体和文人社团的全部外延，从而导致许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常出现以流派研究取代社团研究的现象。”因此，对社团与流派进行区分和辨析，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利于社团研究，也有利于流派研究。
研究者之所以在“学衡派”概念上发生争论，是由于有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作为一个流派的“学衡派”与作为一个松散群体的“《学衡》社”的区别。把所有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人都视为“《学衡》社员”，进而把“《学衡》社员”等同于“学衡派”，在当今的语境下，这样的界定，自然容易凸显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学衡派”中的地位和分量，并通过突出“学衡派”的学术贡献，淡化“学衡派”原来“假古董”、“复古派”的色彩。有论者甚至把吴宓、梅光迪这些在“国学”研究上并未真正有所建树的“学衡派”主将也视为“国学大师”、中国现代文化的“先知”，极力抬举“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学术地位。这种做法，非但未能使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学衡派”，反而对我们重新认识“学衡派”造成更大的遮蔽，同时，也给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涂抹上一层暧昧的色彩。若王国维、陈寅恪是“学衡派”成员，则朱自清、梁启超自然也是“学衡派”成员了，那么，时下关于“学衡派”的任何论述可能都不适用于这个界定如此宽泛的所谓“学衡派”。
本文认为，作为一个流派的“学衡派”，是有着特定思想倾向性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倾向性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其二是认同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以及由其上溯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其成员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徵及“柳门”弟子景昌极、缪凤林、徐震堮、向达等为主，旁及其他在《学衡》上撰文批评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译介白璧德及西方人文主义、认同梅光迪等《学衡》主将的文化理想（或身份想象）的部分《学衡》作者，而非所有《学衡》作者。
界定和认识“学衡派”，不仅需要对他们与《学衡》的关系进行辨析，还必须始终结合“学衡派”出现的历史语境。仅从当下的语境来理解“学衡派”的理论主张，很难客观地认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文化命运，以及他们在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姿态背后所蕴藏着的文化心态。重新认识“学衡派”，必须回到他们活动的1920~1930年代，并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遇西方之后重新寻求自我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学衡派”三位主将都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学院教育，他们所谓的“复古主义”不仅体现着他们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今”与“古”这一关系的理解，同时，还体现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中”与“西”这一关系的理解。他们的文化主张，既有“复古”的成分，也有“西化”的成分，并且，“复古”与“西化”在他们身上是一致而不冲突的。“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身份因此显得复杂而耐人寻味，对“学衡派”的身份进行探讨和辨析，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理解，也有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文化困惑以及他们的文化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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