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杂志从创刊开始就是一本有着鲜明文学倾向的杂志，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哲学、历史、经济、教育等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是它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范围则涉及“国学”与“西学”。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人，来自以上各个领域，他们看待《学衡》的角度必定各种各样，他们介入梅光迪等《学衡》主将文化倾向的深浅程度也各自有别，并非所有在《学衡》发表过文章的人都认同《学衡》主将们的文学倾向和文化主张，若因此把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所有人都视为“学衡派”，可能会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一
 
本文认为，“学衡派”在现代文化中的身份，不能完全等同于《学衡》所有作者在现代文化中的身份，因此，认识“学衡派”，首先必须对作为一个流派的“学衡派”有所界定。“学衡派”作为一个流派出现，与《学衡》有着直接关系，而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所有作者是否都为“学衡派”成员，则是一个尚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界定“学衡派”，自然需要追溯“学衡派”这个概念出现和应用的历史，了解它本来的内涵和外延，此外，还须对“学衡派”和其他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各自与《学衡》的关系进行具体辨析。这样才有可能尽量客观地认识“学衡派”和《学衡》，同时，其他曾经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尤其是一些知名的学术人物，他们与“学衡派”的关系才能得到澄清。
1922年1月，《学衡》创刊号问世，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柳诒徵等人在南京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发行。创刊号中，胡先骕的《评〈尝试集〉》和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两篇文章，直接将矛头对准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化运动，进行措辞激烈的否定性批评。此后，《学衡》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批评和反对一直延续到1933年该杂志终刊。面对《学衡》所掀起的反对声浪，新文化倡导者们，如周作人、鲁迅、胡适、茅盾等人都迅速予以回击。
其中尤以鲁迅1922年2月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估〈学衡〉》（署名风声）一文至为重要，其中有言：“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在该文中，鲁迅逐一指出《学衡》第1期所发表的文章存在的各种文字上的毛病，并一针见血地道出《学衡》创办者对自身身份定位的错误——以掊击新文化张皇旧学问自命，却于旧学并无门径，甚至连字句都不通。鲁迅的评价在很长时间内对后来的论者定位《学衡》与“学衡派”有着重要影响。
1922年10月2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恶趣味的毒害》（署名子严），对“‘礼拜六’派（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刊物）”这种文学上的“反动”和“恶趣味”进行批评，同时，区分了这些“恶趣味”的反动与“‘学衡’派”的反动，认为“这所谓反动并不是‘学衡’派的行动。‘学衡’派崇奉卢梭以前的思想，在最初的几期报上讲过一点笑话，但是比现在的反动思想要稍新，态度也稍正经，……他只是新文学的旁枝，决不是敌人，我们不必太歧视他的”。周作人把“崇奉卢梭以前的思想”与“学衡派”直接关联起来，反映出新文化倡导者们心目中的“学衡派”，是有着特定思想倾向性的一个群体。由此可见，“学衡派”这一名称在当时已开始与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信奉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学衡》主将们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周作人把“学衡派”视为“新文学的旁枝”的说法，在当时并未成为新文学倡导者的一种共识。
1935年初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郑振铎将胡先骕、梅光迪、吴宓归入“复古派”，并称他们为“胡梅派”，该书第三编“学衡派的反攻”，“学衡派”是指《学衡》杂志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的几个主要人物。李何林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也把创办《学衡》杂志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几个留学生”称为“学衡派”。王瑶先生在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中，也采用“学衡派”的称呼，称“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为主”的“学衡派”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1979年初版，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学衡》与《甲寅》并列为以“反动复古”为目的的“复古派”。
从“学衡派”作为一个特指名词出现，以及它在1980年代之前各种现代文学史及批评著作的使用来看，它所指涉的主要是《学衡》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特定思想倾向和文化主张，并非针对杂志本身的全部内容。《学衡》“总编辑”吴宓1925年到北京清华学校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后，研究院的导师王国维在《学衡》上发表过不少考古述学的文章，充实了《学衡》的学术含量。研究院其他导师梁启超、陈寅恪都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然而，从郑振铎、李何林到王瑶、唐弢等，他们在关于“学衡派”的文字中，都没有提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这几个名字。显然，在他们的印象中，“学衡派”指的是在《学衡》上撰文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部分人——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几个《学衡》创办者为主，而非所有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学衡派”这一概念在半个多世纪的使用历史中，一直被贴上“复古派”的标签，直接原因即在其批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立场。
1990年代以来，一些论者所界定的“学衡派”则包括所有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人。这种说法根源于《学衡》创办时的一个不成文约定。《学衡》杂志社在成立之初，采取有别于一般杂志的组织方式，杂志的发起人梅光迪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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