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本书不囿于以往研究中的成见、偏见，通过充分而翔实的资料，对“学衡派”做出自己的界定，有别于当前学术界泛化的“学衡派”概念，并澄清了一些知名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与“学衡派”的关系，基本解决了以往对“学衡派”研究中出现的界定混乱、定位不清、评价不当等问题，对作为一个流派的“学衡派”有清晰的把握。
2. 作者通读《学衡》的全部作品，梳理《学衡》杂志的办刊历程，编辑主要撰稿者的作品目录，考订主要发起人的简要生平，论述立足于实证，结论基于材料分析，对“学衡派”的评价不增恶，不虚美，对“学衡派”做出了较为客观准确的评价，其研究成果对学界全面深入研究“学衡派”颇有价值。
3．本书思理朗然，逻辑清晰，阐述有据，新见迭出，当有功于现代文学研究。

• 著者简介

周佩瑶，女，1977年生于广东，1996-2007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王富仁先生。现任职于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

•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探究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留美归来的“学衡派”如何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顽强的“复古派”，并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多余人”。作者从分析“学衡派”的“人文主义者”与“圣人”身份想象的形成入手，通过梳理“学衡派”与他们身份想象的载体——《学衡》的关系，考察“学衡派”在其特定身份想象指引下所展开的文化实践，以及在这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身份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错位，力图尽量客观地呈现“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及贡献。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留美体验与“学衡派”身份想象的发生
第一节“学衡派”的留美体验
第二节白璧德人文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想象
第三节从白璧德到“学衡派”
第二章  “学衡派”的身份想象——从个体到流派
第一节梅光迪与《学衡》
第二节吴宓与《学衡》
第三节胡先骕与《学衡》
第三章  《学衡》与“学衡派”身份想象的现实境遇
第一节“学衡派”之“学术”与《学衡》之“学术”
第二节想象与现实之间——“学衡派”身份想象的境遇
附录一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在《学衡》所发表文章统计表
附录二刘伯明、汤用彤、柳诒徵等在《学衡》所发表文章统计表
附录三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在《学衡》所发表文章统计表
附录四《学衡》年表
参考文献
写在周佩瑶论“学衡派”后面
后记

精彩节选

序
王富仁
 
周佩瑶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她的这部专著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加工而成的，这就有了在该书出版之际我不能不写篇序言的理由。
周佩瑶虽然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但那时我已经离开北京师范大学而来到汕头大学，在我的请求下，王德厚先生义务地担当起了指导我在京的博士研究生的任务。严格说来，鲍国华、彭小燕、周佩瑶几位博士研究生都是在王德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写作的。所以，周佩瑶这部专著，首先应该请王德厚先生作序，他答应了，但又不放过我。我知道他的意思：对周佩瑶这部专著，我们都得表个态，都要给以力所能及的支持。
对于我的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我向来是不表示明确的褒贬态度的，但对周佩瑶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我却不能不说，我是感到非常满意的。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她敢于接触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与前辈学者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并且立足于实证，立足于分析，做的是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既不畏首畏尾，也不张扬跋扈。至少在我看来，这在当前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周佩瑶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我想到了四个字的评语，即“思理朗然”。我们都是从爱好文学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的，大概在中学阶段，就是语文学得好，数学学得就差一些，所以写起文章来，情感的成分大，理性的成分小。有很多想法，都在空中飘着，落不到实处，也理不出一个清晰的思路来。周佩瑶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则没有这个毛病。外国有些学者，将社会科学论文的论证过程也称之为“演算”（我过去曾改用为“运演”），大概是说社会科学论文的论证过程也要像数学的演算一样严密，不能“打马虎眼”。我认为，周佩瑶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原想写篇较长的序言，但因为生病，一直拖了下来，及至断断续续地写下来，又写得太长了，不适于当做序了。将这部书的出版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真是惭愧得很。
 
2013年8月20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内文节选
 
“学衡派”以自己的方式承担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责任，应该以与新文化倡导者平等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是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学衡派”的普遍共识。研究者从各种角度来重新解读和阐释“学衡派”，目的在于为“学衡派”重构一个“复古派”之外的身份，于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新人文主义者、会通派、改良派等一件件比较温和、并带有肯定性的外衣被披到“学衡派”身上。随着“学衡派”研究的升温，“学衡派”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王国维、陈寅恪等曾在《学衡》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学术大家开始被一些论者视为“学衡派”成员，这些在当时没有直接公开发文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大师被排进“学衡派”的行列，无疑使评价“学衡派”的天平严重倾斜，容易导致对“学衡派”的另一种偏颇评价，走向与1990年代之前相反的另一个方向。对“学衡派”的不同界定，往往直接影响着对“学衡派”文化地位的阐释和理解。把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所有人都视为“学衡派”，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关于“学衡派”的界定。这样一来，所谓“学衡派”的学术地位似乎得到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关于“学衡派”的很多论断，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呈现《学衡》杂志以及“学衡派”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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