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尺度 作者：叶隽 开 本：16 书号ISBN：978-7-5334-5531-6 定价：28.00 出版时间：2011-05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大契机，亦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形成之肇始。1917年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民国共和时代，但中国的知识者远远未能摆脱传统“亦学亦政”的角色制约，一方面不能忘情学问、穷经皓首，一方面却不自禁地关心政治，承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传统。蔡元培掌校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1]；第二年又发表开学演说，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这一措施连蔡元培自己都颇为得意，称其为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功用确可谓振聋发聩。“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思想的提出，其指向尤在传统政学不分之弊端。贺麟对此评价甚高：“好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3]

从上世纪初叶蔡元培执掌北大到今日，中国现代大学之形成隐约已近百年。所谓学术兴衰，当于百年前后问焉。如今，我们且不论学术兴衰，但问大学之道可道否？中国大学百年，其道何如？其未来又应作何展望？这是我们很想了解的问题，但似乎要搞清答案，实属不易。其实，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大学之道之间未尝不可以沟通。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首先意味着大度包容，有大学之气象；大，还意味着大学之“学”大，学问之道，本就无限广大，惟有以“高山仰止”之心情勉力向学，方能敢说粗窥学术门径，故此大学之大度包容必然也就意味着学问的博大无垠。而这气度之“大”与学问之“大”，正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学问是抽象学理，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没有的根本基石；气度是精神气象，人活一世，最重要的确实是这样的“龙虎精神”。所以，在我看来，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有如一身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不可或缺。学生要在此中涵泳体会者、接受熏陶者，也无非以此二点为其根本，否则也多半会步入歧途。

说来简单，大学之道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学理根基与精神气象。但究其实际，实在并非仅如我们想的那般，尤其是如何落实，如何形成这大学之道，其实既待实践之检验，亦尤需要形成完整的思考。毕竟从理论到现实之间，还是有不少的路程要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组思考当并非完全是书生清议。当今中国，大学改革喧腾热闹，或曰合并、或曰联合、或曰划转……名目不可谓少，大学中人、教育官员、上层人士……参与者之热忱积极，尤其可佩。但追问一句，在这体制改革初告段落之际，中国大学之进步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学理根基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还是精神气象焕然一新？我们是否真的感受到了一点大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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