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如一身之两翼，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本书着眼于“大学之道”的追问与探索，对现代大学精神的基本要义、德国大学的价值观，以及中国大学的传统与精神作了详细的梳理与阐述，这对于当下颇受关注的中国大学改革富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       作者简介

叶隽，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等。曾在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学术机构做研究。发表论文、学术随笔多篇；专著有《异文化博弈》、《歌德思想之形成》、《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等；学术随笔集有《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时代的精神忧患》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等。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古典文学、中西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等。

目录

第一辑：大学论

大学之道——大学论自序

一、高深学问

二、教授治校

三、保持张力

四、典范意义

五、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

六、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

七、教授治学与精英管理

八、大学理念与学术独立

九、人格之养成

十、意志之自由

十一、学统之延续

十二、社会之责任

大度问学——大学论小结

第二辑：德国大学

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

波恩大学城

漫步海德堡大学

蔡元培与莱比锡大学

从“柏林大学”到“洪堡大学”

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

利禄学者今何方？

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

德国现代大学的“忧患时刻”及其学者姿态——作为“德雷福斯事件”印衬的“贝恩哈德事件”

精英大学战未休——由德国大学排行榜想到的

第三辑：中国大学

传统资源如何进行现代阐释？

大学精神何处寻

“大学问题”的历史资源

细数中国大学源流

续大学三问

以精神底气审视制度问题

崇精神与读故事

北大精神与五四传统

大学排名、学术认知与中国的世界影响——以上海交大2005年行榜的法国大学名次为中心

21世纪中国大学构建的重要命题

后记

¯       读者定位

对大学精神、大学问题、大学史感兴趣者

¯       上架与陈列建议

上架：教育理论|高等教育

陈列：码堆与平摊最为合适

节选|大学之道——大学论自序 

大学之道，自然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大学之道，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色彩，这里的大学指的是具有现代意义西方形式的大学（university），而“道”的含义则更为广泛，我简言之，则为路向何在？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大契机，亦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形成之肇始。1917年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民国共和时代，但中国的知识者远远未能摆脱传统“亦学亦政”的角色制约，一方面不能忘情学问、穷经皓首，一方面却不自禁地关心政治，承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传统。蔡元培掌校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1]；第二年又发表开学演说，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这一措施连蔡元培自己都颇为得意，称其为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功用确可谓振聋发聩。“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思想的提出，其指向尤在传统政学不分之弊端。贺麟对此评价甚高：“好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3]

从上世纪初叶蔡元培执掌北大到今日，中国现代大学之形成隐约已近百年。所谓学术兴衰，当于百年前后问焉。如今，我们且不论学术兴衰，但问大学之道可道否？中国大学百年，其道何如？其未来又应作何展望？这是我们很想了解的问题，但似乎要搞清答案，实属不易。其实，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大学之道之间未尝不可以沟通。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首先意味着大度包容，有大学之气象；大，还意味着大学之“学”大，学问之道，本就无限广大，惟有以“高山仰止”之心情勉力向学，方能敢说粗窥学术门径，故此大学之大度包容必然也就意味着学问的博大无垠。而这气度之“大”与学问之“大”，正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学问是抽象学理，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没有的根本基石；气度是精神气象，人活一世，最重要的确实是这样的“龙虎精神”。所以，在我看来，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有如一身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不可或缺。学生要在此中涵泳体会者、接受熏陶者，也无非以此二点为其根本，否则也多半会步入歧途。

说来简单，大学之道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学理根基与精神气象。但究其实际，实在并非仅如我们想的那般，尤其是如何落实，如何形成这大学之道，其实既待实践之检验，亦尤需要形成完整的思考。毕竟从理论到现实之间，还是有不少的路程要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组思考当并非完全是书生清议。当今中国，大学改革喧腾热闹，或曰合并、或曰联合、或曰划转……名目不可谓少，大学中人、教育官员、上层人士……参与者之热忱积极，尤其可佩。但追问一句，在这体制改革初告段落之际，中国大学之进步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学理根基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还是精神气象焕然一新？我们是否真的感受到了一点大学之道？

我并不赞成将中国大学的历史从古代开始计算，因为这些历史陈账，确实难算清楚。就以“中国大学百年”这个题目来论列，或则可以探讨一些很根本性的东西。我的问题很明白，大学之道何在？从西方的历史看，所谓学术自由、所谓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所谓寂寞与孤独、所谓教授治校，都可谓颇显露大学之自我风骨。而看中国百年大学史，却感到既有欣慰，也颇辛酸，从蔡元培掌北大开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西南联大的“烽火育人、坚守学术”，从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到今天世纪之交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百年中国大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沧桑创业路。然而，如果说从蔡元培掌校时代的北大我们看到了大学之道的诸种因子，如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讲究学问高深的研究之道的开创、当然还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筚路蓝缕之功，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4]，而“将中国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5]。但是，今天我们返观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大学，这些精神因子竟何在焉？

毋庸置疑，与当年草创时期的中国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在设备，还是经费上，都远远强于当年。大楼之林立也绝对成倍于昔日。然而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6]。梅贻琦先生的话犹在耳边，而在当今的大学校园，我们的学子抬眼望去，却只见大楼林立，不见大师踪影。大学之道安在哉？

大学虽然有它的许多社会现实功用和功能，诸如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但从历史上看，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功能，对于国家民族可能尤其不容忽视。有些东西的历史意义是不必用现实的价值来衡量的，在越来越走向功利、走向市场的社会里，保持一块相对的净土，保持一群能够“袖手谈心性”、钻研学问的读书人，保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保持他们对于抽象问题、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或许会有利国家社会于长远。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学之道才能逐渐重现于大学的校园，复归其原有的含义，让其不成为“消逝的风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撰作《大学论》这一组文章既是出于自己对大学问题本身的兴趣，更是冀望于对“大学之道”的向往和复归，如能得到同道的批评和呼应，则更是不胜荣幸之至。

[1]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2] 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1页。

[3] 贺麟：《学术与政治》，载《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52页。

[4]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5]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6] 杨东平：《重温大学精神》，载《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9页。

其它信息

装 帧：简装

页 数：224

开 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