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先，政府及所属部门的权力日益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和部门利益相结合，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经济生活的审批和许可增多，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腐败的案例层出不穷，其结果，诸多的审批和许可大大降低了经济生活的效率，并加大了投资者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其次，部门权力利益化、刚性化，各部门都想方设法设立收费事项，甚至许多部门的收费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财政能力，催生了许多地方政府以合法合规形式出现的收费和罚款，甚至出现了屡禁不止的乱收费和乱罚款现象，*后不得不进行农村费改税的改革。普遍出现的地方行政性收费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一是加大了居民、个体户和企业的负担，许多能大量吸收就业的自由职业、个体劳动和中小型企业，由于政府各部门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而不堪重负，发展动力受阻，地方政府的收费罚款，实际上抑制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了社会失业的矛盾；二是过度的收费罚款，使一些低收入阶层反应强烈，特别是对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的乱收费社会反响集中，扩大了社会心理失衡。
因此，即使从未来我国以亿计的劳动力就业和社会民生的需要看，也急需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目前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的状况，建设一个体现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要求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样既能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垄断化，尽可能减少腐败，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解决由政府无为或乱作为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问题。
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公民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如果我们在政治上不能适时地推进改革，导致政治改革步骤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或者政治改革措施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使新的正义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赶不上腐败政治力量的蔓延和滋生，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终必将使社会主义政治垮台，也将使经济改革本身背离初衷。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务之急。
（三）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
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有一个与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搭配的问题。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书中，我们曾分析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搭配的四种模式。我们认为，在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还是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搭配体制。
我们的理由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诸多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保证，就是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既是快速发展阶段，也是问题出现*多的时期；既需要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来调控和解决一些转型期市场不能解决的难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发展差距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缩小，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可能还会拉大。只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政府实施中西部开发战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使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尽可能逆市场收益取向而流动，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需要有一个宽松、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上保持连续性，才能使从事投资、贸易、科技开发等活动的企业和创业者有安全感，使其避免风险、规避损失。不讲政治上的适度集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一些小的事件就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不考虑这一点，实行一种与内源文化不相融合的政治体制，容易使社会陷入混乱。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相关资料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份研究报告，是中央党校和社会上部分学者在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思考我国政治体制方方面面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提出了许多实践中尚未进行的设想。民主政治是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面对这样一项复杂而伟大的事业，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案。恰恰相反，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的主张，只能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我本人对这种探索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作者简介

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在上海三联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新发展经济学》《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研究生用《高级发展经济学》等十几本专著和教材。2002年底至2003年底曾主持过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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