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斯蒂匹纳茨的私人日记节选在周刊杂志《达纳斯》（Danas）上发表。日记所显示出来的斯蒂匹纳茨，尽管是一个在罗马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却深受农民迷信思想的影响，而且相当看重共济会的阴谋之类的观念。
斯蒂皮纳茨在二战年代担任过大主教，与此相关的诸多事实远比其他任何单个的问题更具影响力，使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因而也包括南斯拉夫人——在心理上产生分裂。


3 与纳粹的暧昧和决裂

1941年4月10日，紧跟着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之后，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沙（Ustashe）就宣告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斯蒂匹纳茨大主教的反应是“愉快的”，因为他觉得，在克罗地亚首次与罗马教会建立联系第13个百年之际创立一个“自由的”克罗地亚是上帝的恩宠。4月16日，他正式拜访了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帕甫里奇（Ante Pavelic）。
斯蒂匹纳茨并非喜欢甚或相信德国人，他把纳粹的意识形态称作“异教的”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萌生了难以释怀的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恐惧；而且，和与他同时期的梵蒂冈的官员一样，他一想到那种意识形态，就想到了俄国的东正教，并进一步联想到了塞尔维亚的东正教。

到1937年，斯蒂匹纳茨已经明白了纳粹是如何把他从小所熟知的传统的排犹主义转化成一种更为极端的东西。因此，从那以后，排犹主义的材料就从《天主教要闻》的激烈言辞和论述中消失。
可悲的是，这样的模棱两可是这位大主教的典型风格。例如，当乌斯塔沙的掌权者在攫取权力一个月之后，下令所有的犹太人佩戴特殊的徽章时，斯蒂匹纳茨私下向内政部长安德里贾·阿图科维奇（后来在美国寻求庇护）建议说，也许犹太人应当被要求花钱购买徽章，从而补偿国家的生产成本，但不必非佩戴不可。斯蒂匹纳茨接着要求所有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儿童的措施，都应当以一种“人道的”方式执行。
在那一关键的节点上，斯蒂匹纳茨的幼稚麻痹了他的感觉，以至于他的意识处在近乎于盲目的状态。当他欢迎乌斯塔沙政权的时候，他说：“由于了解今日左右着克罗地亚人民命运的这些人……我们相信并期望，在我们获得重生的克罗地亚，教会能够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清楚地表明永恒的真理和正义这些无可争辩的原则。”
这位大主教显然没有意识到，乌斯塔沙控制下的克罗地亚不过是游走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的一个傀儡国家。斯特拉·亚历山大在《三重神话》中注意到：“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清楚无误的。他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甚于任何东西；他发现，很难踏实地相信克罗地亚边界之外的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当然这始终不包括圣座在内。”
当乌斯塔沙的法西斯小分队在邻近的波斯尼亚把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妇女和儿童扔下悬崖的时候，当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大举进攻莫斯科，建立集中营并犯下各种暴行的时候，斯蒂匹纳茨依然在颇为坚定地宣告：“整个文明世界，都在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因为它不仅威胁到了基督教，而且使整个人类的积极价值岌岌可危。”

大规模屠杀的报道逐渐让斯蒂匹纳茨感到痛苦不堪；结果，他慢慢地开始认清了真相并发出自己的声音。1942年3月，在对学生的一次讲话中，这位大主教声明说：“如果对履行上帝的戒律缺少毫不含糊的尊重，自由就是一种空洞的假象。”在1942年4月的一个礼拜天，斯蒂匹纳茨手拿面包和盐在萨格勒布大教堂的台阶上迎候独裁者帕甫里奇。斯蒂匹纳茨盯着独裁者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镇定而威严地说：“第六诫说，你不应当杀戮！”不可一世的帕甫里奇暴怒不已，拒绝进入大教堂。

1943年3月，当乌斯塔沙命令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都去警察局登记时，斯蒂匹纳茨在一次面向公众的布道中宣称：“每一个人，不论他属于什么种族或民族……内心都携带着上帝的印记，因而拥有任何世俗的权力都不可剥夺的权利……”

六个月之后，斯蒂匹纳茨说得更为直白：
天主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种族天生就是统治者，什么种族注定就要受奴役。天主教所知道的任何种族和民族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在天主教看来，中部非洲的黑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同样是人……因为犯罪而枪杀成百上千人质的体制（乌斯塔沙就经常这样做），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信仰的体制
终于，在大屠杀进行到中途的时候，这位大主教开始公开地与乌斯塔沙对峙。虽然遭受法西斯分子的不信任，斯蒂匹纳茨仍然拒绝了所有逃避到罗马的机会，尽管他完全清楚，不论哪一方获得了暂时争斗的胜利，他都会被当作现成的替罪羊。他也没有完全断绝与乌斯塔沙政权的联系，尽管他也知道，这样做会保全他的名声。根据亚历山大的说法，斯蒂匹纳茨觉得，公开地与乌斯塔沙分道扬镳，会使他“无力帮助任何人；而*重要的事情是挽救任何可以被挽救的一切”。随着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拖延，斯蒂匹纳茨越来越得到了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抵抗人士的信任，他们把他当作无望的地狱之中仅存的孤零零的同盟。

另一方面，直到战争的*后一天，斯蒂匹纳茨仍然在组织反对宣誓效忠的游行，并继续相信乌斯塔沙运动存在“诚实的”一面。一张照片显示，晚至1945年2月22日，斯蒂匹纳茨仍在与独裁者帕甫里奇握手言谈。他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直接的、顽固的，丝毫也不顾及这样的态度给他自己或他人可能带来的危险；然而，他对待乌斯塔沙反人类罪行的态度，却充满了一再的妥协和矛盾的行为，因而让人难以捉摸
在战争期间，他把一个犹太教拉比及其家人藏在大教堂之中。他遇到了乌斯塔沙的前警察局长，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忙掩护他躲避追捕。



4 为他人而战

铁托使斯蒂匹纳茨成为克罗地亚的殉难者。1945年，铁托佯装不知斯蒂匹纳茨早先对于乌斯塔沙的支持以及许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詹森诺瓦集中营里与屠杀者的合作，两次与斯蒂匹纳茨会面。在这两次会面时，他试图胁迫大主教成立独立于梵蒂冈的“国家天主教教会”，从而能够像南斯拉夫的东正教教会一样，对政府俯首帖耳。尽管斯蒂匹纳茨很痛苦地意识到铁托掌握着他与乌斯塔沙有联系的证据，但他仍然拒绝受铁托的敲诈。他不仅没有与梵蒂冈决裂，反而继续谴责政府。斯蒂匹纳茨的被捕和把他当作“战争罪犯”进行的装模作样的审判发生在1946年。
在波斯尼亚发生的强迫东正教教徒皈依天主教事件，激发了塞尔维亚人的嗜血欲望，也为政府毁灭大主教提供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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